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任侍御史，“数上书言天下大计，后曌怒，诬以法，逮系狱中”（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在囚禁骆宾王的狱所墙垣外，有几株苍老的古槐，夕阳照着扶疏而低垂的枝叶，树上有蝉鸣叫，鸣声清幽凄切，听起来与以往大不相同。诗人闻蝉鸣，“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感而缀诗”，写下了这首著名的
《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这是一首咏物抒情诗。“寓情于物”，借所咏之物——蝉，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诗中的蝉，既是自然之物，又是象征诗人品行遭际的人格化身。在这里，自然之物与人格化身契合为一了。
诗的开头两句点题，分别从蝉和己两方面写起。蝉最喜炎热的盛夏，那是它生命的辉煌时期。如今，到了白露已降、金风飒飒的清秋时节，临近它生命的尽头，这时的蝉鸣自然会变得凄切。诗人身陷囹圄，从荣耀的朝廷命官变成阶下之囚，也走上了人生的末路。人生天地间，无异匆匆过客；仕途多风波，尤其宦游之人。因此，遭逢厄运时闻蝉鸣，怎能不感怆悲伤，客思深重？这样，在“西陆蝉”（秋蝉）与“南冠客”（囚犯）之间，无形中就建立起了一种沟通。细心体味，不难发现二者的契合点：时运不济。以下诗句，就是此意的进一步申发。
颔联从“己”着笔，从自己感受的角度写蝉的外形、蝉的悲鸣。“玄鬓影”在这里指蝉，“不堪”的主语是“己”；“对吟”指“蝉”，“白头”指“己”。这上下两句，以流水对的形式，把“蝉”与“己”联系在一起。蝉通体黑色，薄薄的蝉翼的纹络亦呈黑色。诗人正当盛年，却遭逢厄运，早生白发，本当乌黑的双鬓已成昔日旧影。如今树上那乌黑的寒蝉对着自己哀吟，让人怎能承受得了？“白头吟”三字，如以名词视之，则是汉乐府相和歌辞楚调旧题。相传卓文君以此为题，写对负心人毅然决绝之辞。南朝鲍照、张正见都以此题作诗，写自伤清直而遭诬谤的哀怨。诗人巧妙地用在这里，语意双关，既说自己不堪听到蝉的悲鸣，又流露出对当权者失察而有负自己一片忠心的怨恨。此联是以“己”的角度写蝉，又是从蝉的形态写己，蝉与己相应，心与物相融。
颈联从蝉着笔，写蝉的生态及环境，实为借蝉喻己。“露重”、“风多”，既实写蝉所处的季节性气候特点，又比喻自己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飞难进”、“响易沉”，既是刻画蝉的生态形象，同时也喻写自己内心的痛苦。“飞难进”，喻仕途受阻，赴诉无门；“响易沉”，喻有志难申，心迹难明。骆宾王是被诬以赃罪下狱的，如作于同期的《狱中书情通简知己》有云：“绝缣非易辨，疑璧果难裁”。又如作于同期的《萤火赋》云：“嗟乎！绨袍非旧，白头如新。谁明公冶之非，孰辨臧仓之愬？”所言皆为赴诉无门、心迹难明的痛苦。这两句对仗工稳的诗，句句咏蝉，句句喻己。蝉与己，在这里浑融为一，自然无痕。
尾联主要写己，但仍切合写蝉。这两句直抒胸臆，明确表达希望得到援救，昭雪冤狱，从而点明诗的主旨。从蝉的角度看，是说蝉高居乔木，餐风饮露，本是清廉高洁的；自己与蝉一样有着高洁的品性，却不被人理解。这样，自然之物“蝉”又与人格化身“己”相契合了。由分写至合写，有分有合，变化中达到整一。
这首诗前有一段序，而现在通行的一些唐诗选本往往只录诗，对序则弃而不录。其实这段序文与诗是一有机整体，诗中比兴寓意，亦即自然之物与人格化身的契合，是以序文的铺叙直言为前提的。欲解二者契合之妙，不可不读这首诗的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曹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枯树；而听讼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乎前听？嗟乎，声以动容，德以象贤。故洁其身也，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审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仆失路艰虞，遭时徽纆。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贻诸知己。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
可以说这是一篇简短而精美的骈文，是一篇很有情致的抒情小说。诗人在这段序文中叙说了自己作诗的缘起，叙说了蝉的形态、习性及美德，抒发了自己“失路艰虞，遭时徽纆”的哀怨之情。诗人首先从禁所的古槐写起，运用晋代殷仲文仕途失意及西周时召公姬奭明察狱讼的典故，表达了自己身陷囹圄的痛苦和乞盼有司明察的心愿。然后，写闻蝉鸣生悲感，“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乎前听”，以反问的语句把蝉与己、心与物联系在一起。以拟人的笔法铺叙蝉的美德、从蝉的形态习性写起，写蝉适应季节的变化，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而出现；写蝉翼甚薄，蝉目常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不以俗厚而易其真”。诗人谓之具有“君子达人之高行”。因为蝉有这样的美德，所以诗人才引蝉自喻，以蝉为自己的人格化身。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骆宾王以蝉喻己，顾影自怜，正是感物联类，情以物迁。从骆宾王作于同时期的《萤火赋序》中也可印证此论断：“物有感而情动，迹或均而心异。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诗人的体验说明了感物生情的道理，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与自然之物的某种同构对应。诗人咏蝉之妙，不仅在于符合同构对应的原理，而且还在于蝉意象所包涵的丰富的文化内蕴。
我国古代先民早就注意到了蝉这种昆虫，认识了它的不同种类、生活习性及与气候、节令的关系等。蝉作为物候性表征出现在诗文里，成为悲秋的一种常见意象。如在千古悲秋之祖的宋玉《九辩》中写道：“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又如：“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鸣蝉厉寒音，时菊耀秋华”。（潘岳《河阳县作二首）“园柳吟凉久，嘶蝉应序惊”（隋·王由礼《赋得高柳鸣蝉》）。寒蝉之鸣，不仅报道了秋天的到来，与白露、秋风、大雁、霜菊等物候性景物共同组成了最具普遍意义的秋景图，而且感发着士人的家国之思、漂零之感。中国古代文人对季节的更替、景物的变迁非常敏感，所谓“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草长莺飞的阳春烟景，自然可令人心旷神怡；一片落叶，一声蝉鸣，亦往往能引动愁情。“高树蝉声入晚云，不惟愁我亦愁君”（雍陶《蝉》）。蝉这种物候性意象，在诗文中负载着诗人悲愁哀怨的情感体验，成为一种情感符号。候节而鸣的蝉声，会使人想起“凉风起天末”；想起一年即将尽，岁华尽摇落；想起去国离家，别梦依稀。候节而鸣的蝉声，会令志士伤惋，征夫伫立；会动闺人之夜悲，垂塞客之秋泣。陶渊明在《己酉岁九月九日》写道：“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静穆得超然心远的隐逸诗人尚且如此，汲汲于仕途功名的普通士人又何以堪？不同时代却又大致有着相同遭遇的人们听到蝉鸣，都会感发大致相似的情感意向。所以骆宾王在狱中听到“秋蝉疏引，发声幽息”，会情不自禁地“感而缀诗”。骆宾王诗中的蝉，当然也就不是单纯的自然之物，而是积淀了悲愁体验的情感符号。
蝉还被赋予多种美德而成为高洁的人格化身。
汉魏以来，许多文人曾作赋称颂蝉的美德。如班昭《蝉赋》：“伊玄虫之微陋，亦摄生于天壤。当三秋之盛暑，陵高木之流响。融风被而来游，商焱厉而化往。吸清露于丹园，抗乔枝而理翮。”班昭所写还停留在对蝉的自然品性的褒扬上，而到了三国时代曹植的笔下，则已大大地人格化了。曹植《蝉赋》：“唯夫蝉之清素兮，潜厥类乎太阴。在盛阳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实淡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噭噭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内含和而弗食兮，与众物而无求。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称颂蝉具有清素、淡泊、忠贞、耿介的品格。又如西晋陆云《寒蝉赋并序》称赞蝉有五种美德：“夫头上有緌，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食，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常，则其信也。”以蝉形貌、习性比附人的美德，称赞蝉具有文、清、廉、俭、信五种美德。从此，本属“微陋”之物的蝉在文人心目中更加完美起来，成为高洁人格的化身。受到士人美化的蝉，其实正是对象化的士人自身，是士人自身道德人格的美化。骆宾王在这首诗的序中说蝉“票君子达人之高行”，在诗中称蝉“高洁”，其渊源所自，就是汉魏以来对蝉意象的人格化认同。骆宾王咏蝉，是紧紧围绕着蝉“羽弱”、“声微”的特点来写。而这两个特点，正好反映了诗人当时有志难申、求助无力的处境。由于蝉的意象已积淀了悲愁的情感因素与高洁的人格因素，由于在诗前的序文中已铺叙了蝉的美德，因此，诗中所咏虽未以蝉的美德为主，而蝉的高洁之美实际上已尽在其中；虽未明言自己心事，而那激切的心声已跳荡于其中，分明可感可闻。方东树说：“咏物诗不待分明说尽，只仿佛形容，自然已到。”（《昭昧詹言》卷二十一）《在狱咏蝉》即是这样的咏物上乘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