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全党整风，请各界人士对党提出意见，以便纠正共产党内的不良风气。为了让大家都吐出肺腑之言，他约法三章“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于是人们都轻信了他的鬼话，纷纷向党表忠心，提出意见。想不到仅仅半个多月，他已经在背地里在幕后布置反右斗争了，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这场运动打了多少右派分子，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是 55万人，但是根据罗冰的《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实划右派三百多万》一文所公布的官方数字是三百多万，文中称“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那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右派分子呢？当时中共规定划右派只在知识分子中划，工人农民不划右派，所以人们以为打成右派的一定都是知识分子。而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只有五百万，却有三百多万打成右派，还有一百多万打成中右分子了，岂不是把知识分子都一锅端了。毛泽东还想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来打击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如今都打光了，还怎么利用，还怎么依靠？可见这三百多万右派分子其实不完全都是知识分子，许多都是各阶层的人，甚至连文盲都打成了右派分子。
这么多的右派，难道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吗？都不是。他们都和普通人一样希望平平安安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毛泽东是个以斗人为乐，以嗜血杀人来维持统治权欲的专制独裁者，在他的眼里，人就是一堆无生命的数字，他一抹一划一勾，成千成万的人就被报销了，从地球上被蒸发了被消失了。于是就造成了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其中被划为右派的几乎都是错划的。
反右期间，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1956年八大时被毛泽东指定为总书记），也是领导反右运动小组的组长。别看这是个小组，它的权力可谓大矣。就像文革时江青领导的文革小组一样，是党政军权力一把抓的机构。邓小平的反右小组就是当时领导全国反右运动的机构，所以这三百多万右派和一百多万中右都是在邓小平的具体领导下打出来的。邓小平曾嫌五七年打的右派人数还不够多，第二年又补划了一次，我就是在1958年补划进去的右派之一。
毛泽东死后文革结束，曾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又一次上了台。这些走资派一上台都官复原职，有的还升了官，并都被补发了工资。十年文革浩劫，十年工资补发，这些走资派在当时都变成了万元户。三十多年前在那每个人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情况下，万元户就像现在的亿万富翁一样，是响当当的人物。而被他们打成右派的人也作了所谓“宽大处理”，为了与这些走资派们有所区别，就把走资派叫“平反”，而把右派称为“改正”。而且右派都不补发工资，所以当我其他右派被关了二十多年从监狱放出来时，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彻底的“无产者”。我的第一笔钱是落实单位发给我的工资款五十多元。邓小平还嫌恨右派不够，除了不补发工资外，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改正，以便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扩大化”罢了。多么的卑鄙和无耻，按照官方的五十五万名右派计算，只留下几个不改正，就可以声称反右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难道扩大了99.999%也叫没有错吗？为了表示反右没有错，邓小平还把这些吃了二十多年苦头的改正右派进行了人身的控制，在改革开放期间把他们当作最不稳定的因素进行严密布控和监视，继续进行迫害和打击。正当他们把矛头和打击对象针对改正右派的时候，正是这些当年走资派大发横财大捞特捞最疯狂的时刻，走资派及其他们的的子女们从红色公子、红色公主一下子都变成了官二代、富二代的权贵资产阶级分子，而这些高唱爱国主义的红色接班人，却把安乐窝构建在西方，并在那里安营扎寨。这些只占全国人口一小撮人，却拥有了全国75%的财富，他们控制和垄断着国民经济最关键的部门。它比曾被毛泽东推翻、打倒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不知要超过千倍万倍亿倍……
再来说说右派，本文不打算谈右派所遭受过的种种灭绝人性的苦难，只想谈谈这三百多万右派分子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毛泽东和共产党要置于死地呢？其实他们都没有罪，但是在现代的封建式独裁专制体系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中国不是有句“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吗？用此话套在右派分子身上也是适用的。那就是“共产党说你是右派，不是也是，共产党说你不是右派，是也不是。”
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年代，说一句“农民太苦了”，就立即被打成右派，说“胡风不是反革命”，美学家吕荧就立即被抓了起来，惨死在劳教农场，给领导们提些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被打成右派的人，处境不同，情况各异，但是结果都一样，都是落下一个凄惨的悲剧。
人是高等动物，长着嘴、耳朵、手和脚。但是在中共统治下，长着嘴却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长着耳朵却不能听自己想听的东西，长着手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长着脚却被中共束缚在画地为牢的圈圈里。1957年毛泽东和中共却大发慈悲，容许中国人张开嘴可以说话了，说是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你如果不说话，共产党还千方百计鼓励你、动员你、请求你说话，帮助党整风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就是这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请去，到座谈会上去发言，去谈话，结果纷纷落马打成右派。
在人们的印象里，这右派一定是有言有行的，其实没有言没有行也照样能被打成右派，所以我这篇文章说的就是形形色色的右派。
有的人是反右运动领导人，上级布置下来要完成多少右派指标，这个领导人却说本单位没有右派，得，你单位没有右派，好吧！你就是右派！上级就把下级的这个领导人干掉了。
北大有个毕业班，整风时，班长动员班上同学积极响应党的整风号召踊跃发言，但是动员了几次收效不大，会场变成了闷坐会，谁都不吭声，弄得班长下不了台。最后有人提出建议，既然你是班长，你应该起个带头作用模范作用，班长你代表大家发言吧！班长没办法，于是硬着头皮发了言。而发言的内容只不过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事情，最后这个班长倒了霉，仅仅这么一次表态性的发言，就要了他的命，被屈打成了右派。
这个班总算只有一个班长打成右派，如果所有的同学都作了一次毕业前的临别发言，这个班的所有学生都得变成右派。所以这个班长是其他同学的救命恩人啊！
在北大有个马列主义教研室，所有的教员都是右派。人们一定会问：这教马列主义的教师应该对马列主义深有研究，不可能成为反马列主义反党人物啊！其实不然，因为这些学过马列教过马列的教员，从理论上实践上比别人看得更深更透，他们知道所谓的马列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所以教马列的变成反马列的右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右派都是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但是也有例外，小孩子也能当右派。几十年后，人们发现有一个只差两个月就是十六岁的孩子被打成了右派，人们称他十五岁右派，他就是云南昭通的李曰垓。李曰垓出生于1941年12月23日，1958年元旦他被领导以下放劳动锻炼为名，派他去农场报到。他背着行李，踏着冰雪，走了五天，来到了300里外的一个山区农场，刚一到农场，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右派，编入右派分子劳教小组，明天出工”。此时他才知道他走进来的这个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而他也刚迈进16岁的门槛，他莫明其妙地被戴上了一顶只有大人才享有的“右派分子”帽子。
李曰垓天资聪明，在家庭母亲的教育下，13岁就初中毕业，接着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一名“红小鬼”，还当上了云南昭通专员专署的机要员。不曾料想工作三年之后却变成了“小右派”分子。在农场关了一个月后，他逃了出来，想到北京去上访去申诉，很快被抓了回去。直到文革结束两年之后，此时他已经在专政部门渡过了二十多年，才有机会到北京上访。这次上访总算感动了“上帝”，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龙专程到云南昭通去调查他的案情，查阅了多达300万字的档案，访问了有关的人员，写了一篇《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人们才知道这个“红小鬼”是怎样被打成“右小鬼”的。
正当人们认为十五岁的孩子被打成右派应该说是全国最小的右派时，很快又传来了更为惊人的消息，说是有一个更小的右派，他只有十二岁！
一个还不懂事的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竟也挤进了右派行列，他是怎么荣幸地戴上这顶桂冠的呢？
原来此事发生在四川达州市通川区，五七年整风时有个在鞋帽生产合作社工作的职工冉某，给他的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张漫画贴了出去。结果冉某被打成右派，跳桥自杀而死。而这幅画的作者却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12岁的张克锦。张克锦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整风运动，更不认识那个领导，但是因为他从小就爱画画，得过绘画大奖，小小年纪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当冉某求他画一张画时，他很快就答应了，于是他画的这张讽刺领导的漫画《一手遮天的×××》闯下了大祸。有关领导决定给这个十二岁的张克锦送上一顶桂冠——“右童分子”，以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
他被关了七年，关他的时候他正坐在教室里上课，1958年4月的一天，一个街道居委会分管治保的阿姨在教室窗户外跟他打招呼，要他出来。他被叫到教室外，这位阿姨准备把他带到城关镇去。小张回答她我正在上课啊。这位阿姨就骗他说带他去领奖。他问领什么奖？阿姨对他说：领的是吆麻雀奖。
那么什么叫吆麻雀奖呢？原来伟大领袖头脑发热，斗人斗得还不过瘾，就想出了另外一种斗的办法，要斗麻雀了。为此还冠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除四害”——灭除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于是在 1957年除了开展反右运动之外，还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除四害”运动。那么怎么除法呢？我曾经历过除麻雀的运动，规定某一天，某个单位的所有人员，带着脸盆竹竿到某一个地点集中，然后朝着树林里的所有鸟大喊大叫，大轰大敲，让鸟类都吓破胆。当这些鸟飞走时，别的地方也在同样是大喊大叫，大轰大敲，全国形成了一张消灭麻雀的天罗地网。参加轰赶麻雀的人有奖，这就是吆麻雀奖的由来。如今这种办法已经被中共特务所采用，我楼上的特务就是每天在我的头顶上不断地碰撞门框来恐吓我的。当我在入睡时，当我在全神贯注不经意时，突然会传来轰隆一声的撞门声，幸亏我的胆子不像麻雀那么小，否则我早就被中共特务吓死了！
再说这十二岁的孩子张克锦，他被连哄带骗带到城关镇时，一到那里，只见礼堂里人山人海，正等着他的到来。他还以为这么多人是为他得奖而欢迎他的到来时，还没缓过神双手已经被人反剪着推到了台上，此时会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打倒”声和口号声，他打从娘胎里出来哪见过这种场面，他被吓得屎尿直流大哭起来。就这样他被抓进了监狱！斗他的大人们既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让他签字画押，于是他荣获了全国最小“右童分子”的殊荣。直到21年后，他像其他的右派分子一样被改正摘帽。此后他活得很坦然，还开着玩笑说：历史给了我一个“吉尼斯”金牌，全世界最小的右派！
这些右派都是有言有行的，还有的右派根本没有言没有行，也照样打成右派。万耀球先生写了一本《滚爬血腥路》，记录了他一生是怎样从一个普通人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书中还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思的事件和人物，也就是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右派们的遭遇。如今我把这些转引写了出来，可能也具有轰动的效应。
在北大除了有言论有贴大字报行动被打成右派之外，还有一种是什么都没说没做的右派，叫“点头右派”、“摇头右派”。什么叫“点头右派”呢？就是在看墙上贴的大字报时，而大字报是批评党的，当时叫毒草，如果在看时有人点了一下头，不久此人就被打成了右派。“摇头右派”也是一样，当围观墙上贴的大字报时，墙上贴的是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有人不知不觉地晃了一下头，反右时就划上右派。当他们被打成右派时，他们感到很委曲，向党辩称我没有鸣放没有写大字报为何把我也划成右派？党是这样回答他们的：你们在看大字报时，立场鲜明，还敢狡辩，当然右派帽子是铁定的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原来学校中的骨干分子，党的积极分子，还有安插进来的中共特务分子，他们人数众多，分散隐蔽地布置在各个大字报墙的周围，进行拍照、抄录，以为秋后算账之用。当许多人都在围观大字报的时候，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些人记录在案。反右运动一开始，这些人在观看大字报前的表现就变成了右派罪证，这样就有了“点头右派”和“摇头右派”之称。
利用信件和日记也能把人打成右派。反右前，毛泽东曾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其罪证就是从胡风与别人通信的信件和他写的日记中，断章取义摘录下来句子，再东拼西凑作为反动言行而向全国公布的。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私拆信件，偷看别人的日记都是属于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在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统治下，他们的这些行为不但不感到可耻，相反还认为是革命的正义事业，于是私拆别人的信件，偷看别人的日记，成了中共特务搜集罪证的一种合法手段，并被运用到了反右运动。
许多右派在整风中没有发言，没有写过大字报，但是他的私房话、心里话，通过信件和日记被中共特务记录在案，一旦秋后算账，就变成了这些人的罪证。有人在日记中被查出是个基督教徒，于是他立刻从基督教徒变成了铁杆右派。前文化部长、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近代作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被而打成右派，中共组织在他所交出的日记中拼命寻找罪证，终于发现了其中的一句话：“英国有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中国连这个也没有。”既然王蒙向往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一定是右派无疑，王蒙就这样被划定了右派。原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他的信件被抄去之后，经过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加工之后，就作为反动罪证而公布于世，标题是《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此时的罗隆基更是被引火烧身，陷入熊熊烈火的包围之中。还有一个被党派到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因为对某个人被打成右派而想不通，他的这种不满情绪通过与国内朋友的通信流露了出来。这封信被党发现，于是把这个留学生召回国内，打成右派。像这种利用别人的隐私信件和日记打成右派的人数，其数量也是大得惊人。
还有许多右派既没鸣放过，也没有信件日记落入党的手中，更没有招过谁惹过谁，可谓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但是像这样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人，竟也会祸从天降戴上右派帽子。原来五七年划右派时，许多单位并不是根据你在整风中的表现划定的，而是由上级分派的指标派定的，像这种右派就叫“指标右派”。当时上级派下来某个单位必须要划多少右派，譬如要按人数的百分比划右派，指标是百分之五，那么就要在一百个人中去找出五个人打成右派，才算完成任务。这个单位的领导就“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了五个右派”，而且还会找出一大串来，超额完成了右派指标。这样会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某某单位的反右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挖出了多少多少右派分子，成绩辉煌！
找出来的这些右派，都是不听话的，出身和成分不好的，与领导闹过矛盾的，或被领导看不顺眼的，有历史旧账的，把他们的名字排列起来，用百分之五去乘以单位人数，得出应该把谁打入右派另册。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就是这样的一个“指标右派”。陈歌辛是听信中共谎言于1950年从香港返回大陆的爱党爱国人士，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把长子送去参军，到朝鲜前线去抗击美帝国主义，还独自捐献了一架飞机。照理说他这么积极从资本主义花花绿绿的香港投入到党母亲的怀抱，可以免遭一劫了吧！不，反右运动中他因为是香港返来的人，所以照打不误划成右派，押送到安徽劳改，饿死在那里，尸骨无存。
还有的人在看报纸时，在看过的重点部分划上了杠杠而打成右派的。原来《人民日报》曾故意刊登了一篇铁托的演说，这铁托是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曾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之一，但是因为铁托不听斯大林的指挥棒转，所以被斯大林和毛泽东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了大家庭。如今党报竟把铁托总统的讲话刊登出来，引起了有些人的好奇，其中有个人一边看一边还在字句中划上了杠杠道道，认为这几段重要。他的这种行为很快被党的积极分子汇报上去。领导立即通知这位划杠杠的人，向他宣布：“你就是本单位的右派分子！”为此他申辩说，我在报纸上划杠杠，只想认为这是铁托思想的重点，并不等于我同意他的观点啊。但是申辩无效，他以“赞美修正主义者，丑化我国真正社会主义”的罪名打成右派。
还有一个小学女教师，在看报时念了一段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见的文章，当时没事。后来这个民主人士被划了右派，曾念过他文章的这个女教师也就被打成了右派，当时她只有二十岁，从此她吃尽了苦头。
三百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量的右派都是因为多米诺牌的效应作用的结果，多米诺牌效应是个外国名词，在中国叫连锁反应，这种反应和效应用在人的身上就叫株连。在毛泽东时代，它比封建帝王时代的株连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在毛泽东时代，一个人的被打倒会使全民族都受难，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就把全国八亿人都拖进了黑暗的深渊之中。
这种株连在文革前的反右运动中已经被随时随地的运用了，这里就举一个林希翎的例子。林希翎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入学前是志愿军转业军人。五七年整风时她到北大去演讲，公开称“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中国社会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她的言行通过“内参”上报到中央，刘少奇在这份内参中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于是她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后来被捕入狱，判了十五年徒刑。受她所牵连而罹为右派的仅北京一地就达170多人。
她入学时，学校的党支部派了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也是志愿军转业的)作为一帮一“对子”来帮助和照顾林希翎，于是她就被称作林希翎的“保姆”。当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后，这位“保姆”也打成了右派。“保姆”难以理解，她辩称我是组织上派去做工作的，你们怎么也把我打成右派了！在这场强劲的反右运动中，她的申辩是无力又是无用的。不但“保姆”被打成了右派，其丈夫也打成了右派。丈夫是解放军军官，军官的战友们和他领导下的将士们也都沾上了右派的光，都打成了右派。
可见右派不是单单在知识分子中划右，在军队里也在划右。
其实早在1956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访过中南海，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代表王文，接待了三次，王文就写出了一份长达万言的材料呈送给中央有关部门，又写了一份《为林希翎冤案呼吁》材料，刊于人民日报的《情况汇报》。他的努力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后，曾因工作关系而接待过她的王文被他的部下戚本禹陷害也打成了右派，并株连到家庭：妻子和一个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因为在反映林希翎意见的材料上签了一个“阅”字，也被迫作检讨。
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1956年底就过问过林希翎的事，《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灵魂深处长着脓疮》的小品文，对林希翎的桀骜不驯行为进行抨击，立即受到胡耀邦的干预，约她长谈了4个小时。为了支持林希翎，就派她作为《中国青年报》的特约记者到西北地区调查、采访，以发挥她的特长。当林被批被戴上右派帽子被捕时，胡耀邦也表示过反对意见。而最令林希翎痛心的是她还殃及了初恋的对象曹治雄，曹治雄是胡耀邦的秘书，因为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并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给了她。于是就在他结婚前夕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此时的胡耀邦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不仅不能保护他的部下，而且还要为此而作自我检讨。
当时同情林希翎的人很多，在同情者中有许多是重量级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就是一位。吴玉章是谁？他是中共中央德高望重的中央“五老”之一！是毛泽东的老师啊！他对林希翎的才华和独立思考很赏识，当看到报上公开点林希翎的名字后，他不同意公开批判。当林希翎戴上右派帽子后，此时吴老已经有病在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派外孙蓝其邦去看望她，又派人把林希翎叫到跟前，抱病与她长谈，劝慰她，要她永远做一个敢说真话的老实人！后来，吴玉章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提到右派名字时，有意不提她的名字，不忍心让他所钟爱的学生受到伤害。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无用的。党搞不动毛泽东的老师，就把他的外孙蓝其邦打成了右派，因为他是人大学生，而且曾被吴玉章派去慰问过她，同情过她。
还有一个中央“五老之一”也同情她，他就是当时的内务部长后来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谢老与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不同，起码懂得一点“法”，因此对这个学法律的学生林希翎很欣赏，不但欣赏她的正直，而且欣赏她的胆识。于是他派了秘书吉世霖与她联系、交谈，并表示关心她、赞赏她，为此吉世霖曾给她写过信。于是党搞不倒内务部长，就把他的秘书搞倒了，吉世霖被打成右派后，被开除党籍，发配回乡当农民，老婆与他离婚，母亲上吊而死。堂堂的内务部长连自己的秘书遭到迫害都无可奈何，可见中国这颗专制独裁体制的大树，是何等的盘根错节扎根之深！。当林希翎关入监狱之后，谢老只好利用内务部长的身份以视察监狱为名，到牢房里去看了一眼林希翎。
谢老心里明白：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说你是右派就是右派，说关你就关你，这与独裁专制制度有何区别？但就是这种体制，作为内务部长的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无辜者被迫害被关押。
当然，林希翎的全家都遭了殃，无一幸免。母亲丢了工作，成为反革命家属。全家下放到宁夏，弟弟妹妹都背上了“黑锅”，成为农村的贱民。
因为林希翎被打成右派遭到牵连被迫害和打击的人中，不但有许多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界人士，还有如林希翎所说的那样，“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与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当林希翎奉命交出所有的信件时，凡是与她通过信的人全都落入党的手中，成为右派分子，仅北京一地就达170人。这只是北京一地一个人的多米诺牌效应，那么全国呢，几十万人又会产生出多少个右派呢？
中国的三百多万右派分子，绝大部分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右派言行中从人民行列中一下子跌落到万丈深渊的人间地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人，为此他们都付出了几乎一生的生命代价。
这个独裁专制政权多么地可怕！它能把好端端的一个个人统统变成牛鬼蛇神的敌人！把所有的人变成它控制和奴役下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