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6号，文革热潮中的毛泽东73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令人意外地请了一次寿宴。受到邀请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份成员。席间，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站起来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毛泽东的话绝不是一句戏言。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四天以后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
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夺取了枪支，准备夺权。当权派请出军队支援。结果双方发生枪战，两天之内一共打死29个人，打伤80个人。
大大小小的武斗开始在全国各地发生。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毛泽东他本来就是有计划地采用暴力来解决群众中间的纷争和社会矛盾。”
宋永毅说：“你看，毛泽东在66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地方发生武斗。但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说要祝全国全面内战。这个是毛泽东他要有意地用暴力的方式，而且是用群众暴力的方式来解决他所要解决的把里里外外刘少奇线上的那些人以及他的社会基础全部给搞掉。”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开始全面夺权，随后便出现了权力分配之争和政见之争，多数地方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双方的分歧常常发展到势不两立，最后演变成大规模武装冲突。
在所有的武斗中，双方忠于的是一个领袖，就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双方都抱着同一个目的，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偏偏不认同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跟着他走的。毛公开把群众组织划分为左派组织、或者叫造反派，和右派组织、也叫保皇派。毛泽东要支援左派组织压倒右派组织。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林彪说“派军队支援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3号发布了军队支左决定。可以想像，武装部队公开介入武斗派系之间的斗争只能使武斗更加严重和复杂化。
中国官方一直说，毛泽东的妻子、当时中央文革的实际负责人江青推动了文革中的武斗。的确，江青1967年7月22号表示支援“文攻武卫”的口号。7月23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文攻武卫”的口号。
9月5号，江青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又说：“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9月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9月5号的讲话。
但是，实际上，1967年7月毛泽东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才真正对中国文革武斗的升级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7年初，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形成两个对立的组织--一个是“工人造反总部”，另一个是“百万雄师”。武汉军区认为“百万雄师”是左派，于是解散了“工总”，并且关押了“工总”的头目。
但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却认为“工总”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皇派，因此要求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转而支援“工总”。武汉部队不服，驻武汉市的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官兵甚至和“百万雄师”一起举行武装示威游行。他们指责当时代表中央文革到武汉处理问题的王力和谢富治压制他们。
7月20日，大批“百万雄师”群众和独立师官兵冲进王力住的武汉东湖宾馆，将王力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殴打责问。这就是所谓的“720事件”。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将“百万雄师”定性为保皇派的是毛泽东本人。在他们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的时候，毛泽东就在距离王力住处百米之外的地方。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火速带着三架飞机从北京赶到武汉，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
“720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十分紧张。毛泽东没有料到造反派和军队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75%的军区和驻军支援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他在武汉720事件以后，他完全被吓破了胆，因为当时这个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搞成了一场兵谏。毛泽东这个时候吓破了胆。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为有谁可以保护他，他认为军队，一大批军队是反了，所以当时他就提出要发枪给左派，让左派进行自卫。所以67年这封给江青的信是直接导致江青讲文攻武卫。”
记者问：“武装左派，军队向左派发枪了吗？”
宋永毅说：“噢，军队向左派发枪了。那个‘三钢三星’啊确实是拿到了军队的枪。而且上海来说呢，是公开发的枪了。就组织了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指挥部，就成为第二武装了嘛。”
文革专家高文谦也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导致了全面内战，江青所说的“文攻武卫”的口号实际上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才发出的。
高文谦说：“对。而且应该说，不是江青个人，而是当时的中央。这个就包括林彪，包括周恩来，全都在内，都是贯彻执行毛这个方针。而贯彻这个方针的结果就使得武斗成为全面内战。”
记者问：“那么，到底有没有武装左派呢？”
高文谦说：“有啊。根据毛的这个指示，很多的军队就下发武器了。当然，武装左派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左派？由谁来判断？到一个县里面，或者到一个军分区，怎么来划这个线？这个事情就非常混乱了。所以就变成，有的就奉命发了枪了，有的军队内部得到这个指示之后呢，看到群众在抢枪，他就睁只眼，闭只眼。还有的是暗中默许。默认群众来抢这个枪。”
记者问：“也就是说，当年所谓的造反派冲击军事设施，抢武器，抢枪，实际上军队当时并没有坚决地保卫这些武器，不让抢走。”
高文谦说：“对，整个的根子就在于毛的‘武装左派’这四个字。”
从1967年8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不过，从1967年9月开始，毛泽东改变了要求军队支援左派的做法，转而要求军队“支左不支派”。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不过，尽管中共在1967年曾经先后发过一些指示，要各派停止武斗，而且做过一些实际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仍然不忘要“武装左派”。例如，中共1967年的“九五命令”要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但是毛泽东在批示这个文件时继续肯定了“武装左派”的口号。
于是，在各地造反派组织抢军火库的时候，军队并没有得到坚决制止的命令，因此要么主动送武器给造反派，要么眼巴巴地看着武器军火被抢。1968年7、8月份在广西梧州市，造反派有一次竟然从军队那里一次就获得了700多支枪。也就是在这一期间，这里发生的一场武斗导致1470多人死亡。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号接见北京红卫兵领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种种事实显示，直接促成武斗发生和升级的不仅仅是江青，更重要的是她背后的毛泽东。
有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尚方宝剑，各地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地斗起来。1967年8月4号，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的总部，导致18人死亡，将近1000人受伤，其中一百多人残废。
据说，毛泽东看到了这场武斗，而且武斗的组织者王洪文因此而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王洪文日后得到毛泽东的青睐产生了重要作用。
四川的武斗，尤其是重庆地区的武斗更是动用了各种轻武器以及高射炮、大炮和坦克。在武斗中的死伤人数数以万计。
不过，残酷的武斗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担忧。1968年3月15号，周恩来、江青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官员，当时四川省的负责人，中国军队成都军区的政委张国华反映“武斗厉害”，“成都也打仗，是学生多”。江青说，“小青年嘛，爱玩枪。”另一位官员反映说，武斗中使用了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双管高射炮。江青轻松地说，“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
当年在四川省荣昌县中学的青年教师朱学渊就亲历过一场终身难忘的武斗。
朱学渊说：“当时我们有几百个学生啊，是躲在哪个川剧团里边。后来听到外边的土枪的声音是越来越凶，然后我们就逃嘛，就是冲出去啊。从县城比较中心的地方冲到火车站附近，我们那儿有一个畜牧兽医学校。
“我们就躲在一个楼里边。外面的农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土枪就朝我们这个楼里边射过来，把我一个学生的脾脏都射中了。还有一枪射中了一个畜牧兽医学校的一个学生的颈部，射到他的颈子上，一个钉子就插在上面，一直就不敢拔。在这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楼就突围了。我们突围的过程中，我就被打伤了。”
记者问：是谁把你打伤了？
朱学渊说：“就是我们在突围的时候，农民就涌上来，用很长的钢纤什么东西朝我们戳。一下涌过来，我就没有办法抵御。一脚踩空了就踩到一个田沟里边，就甩下去了。结果他们就戳过来，结果就戳到我的下身，我的下身就受了重伤。流血很多很多，我就昏迷了。
“那么边上其他的群众呢，我们的学生，老师学生也一起冲出来，就把这些农民给吓走了。然后他们看见我躺在地上，就把我抬走了。把我抬到十几公里以外的永荣矿务局去了，我就受到了抢救。”
然而到了1968年，毛泽东真地要制止武斗了。
高文谦说：“那么到了68年的时候或者说67年9月份以后，毛巡视南方之后提出来大联合了。他在当时判断啊，刘邓大体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阵线也都分明了。各省该保谁，该打谁在中央那边，线已经划得非常清楚了。但是下面这两派，你放纵起来以后，他们并不听招呼，这个历史还有一个惯性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就是苦口婆心讲，要大联合，可是没有人听啊。
“所以毛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急呀。而毛当时自己设的时间表，到了1967年7、8月间，他讲文革就是三年嘛。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三年扫尾。到了68年的时候，整个的局势是各地的武斗打得不可开交，久拖不决的局面。所以毛当时就反过来又要大联合了。”
1968年7月3号和24号，中共分别发布了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1968年7月27号，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入当时武斗激烈的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并不知道这些工人是毛泽东派来的，于是进行了抵抗，结果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731人。
7月28号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最后这句话也不是戏言。
记者问：“后来军队实际上对一些造反派还是进行了镇压，比方说，大概最著名的，就是对广西的那个派，叫做‘四二二派’吧，对那个派镇压，据说杀了很多的人。这又怎么解释呢？”
高文谦说：“这里边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四二二’在中央看起来是极端派，已经出了那个格了。所以可以采取这么一种方式了。而且是在苦口婆心，开过多少次会劝说都不解决问题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采取了断然的措施，这样才给压下去。就跟制止清华武斗那是一样的。最后那是工宣队那边整个是开了手了，整个是把蒯大富的那个‘清华井岗山’打得落花流水，蒯大富浑身是泥，跑到人民大会堂，到毛的面前就下跪，就哭呀。实际上这完全是毛在那儿导演的这出戏。”
毕竟，中国军队一直处于毛泽东的直接控制之下。毕竟，毛泽东当时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利用军队的武力和领袖的号召力，恩威并用，终于克服了一度失控的局面，在1969年基本上结束了这场全面内战。
不过，毛泽东清楚，武斗是自己支援的，武斗中杀人的和被杀的喊的都是“毛主席万岁”。因此，对于参与武斗的人，毛泽东也极为宽大。例如，四川省荣昌县武斗中曾经出现过大屠杀。
朱学渊说：“一个星期之内，被杀死的人大概就有150个人左右。据我所知就抓了他这么一个人(指荣昌县武装部长张服伍)。杀了一百多人，就抓了他这么一个人。”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我手头有中共批转的关于广西打死人的文件。广西杀人当然是最残忍的一种杀人。不是一般的你开枪呀。他这个是屠杀了。比如说杀俘虏。比如说把人家剖堂呀，或者是在一个人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把人家打死。即便是证据确凿的杀人，它也是几条，就是说，宜粗不宜细，就是不要去追究了。宜宽不宜严。所以一般说来，就没有杀了人被枪毙的。广西这么厉害，吃人的人啊，都没有被枪毙。”
毛泽东在1968年平息北京清华大学武斗时亲自召见了红卫兵领袖，一方面命令他们停止武斗；另一方面对他们个人加以保护，包括当场命令释放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时抓的武斗学生。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中共高级官员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了，不要又整他们。”毛泽东这些做法与其说是带有人情味，还不如说对参与武斗的造反派的安抚和纵容。
文革三年左右的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呢？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报导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中说，“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
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专家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一文中估计，文革武斗的死亡人数大约在30万人到50万人之间。
生灵涂炭在混乱中开始，在混乱中结束。
在这场中国人奇怪的内战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始终清醒，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过程中清除异己，巩固统治。他，就是一手导演这场内战的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