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亲口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阀在北平南郊发动芦沟桥事变，对中国宛平县驻军突然袭击，我国民政府陆军第廿九军宋哲元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全团官兵对日寇侵略军予以迎头痛击：面对现代化优势、轻重武器和精良装备数倍于我的侵略者，以大刀片和手榴弹为主要武器，我军以血肉之躯冲向敌人，短兵相接，拼命斯杀，杀声震天，把日寇杀得尸横桥头沙滩，永定河水为之悲呜。我军的英勇行为，告诉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是不好欺侮的！”十日后即七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庐山发表讲话，决心对日本一战！中国人民在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下，对日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就此开始了。半年之后，即1938年元月七日，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国民政府所属全体将士正在和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沦陷区大批不愿意作亡国奴的青年志士逃亡到后方，沦落街头，缺衣少食，嗷嗷待哺。蒋委员长忍痛割掉自己的右臂左膀，免去陈公立夫所有职务，专任教育部长之职，以解决抗战期间青少年就学受教育的大问题。
陈公一上任，立即招收沦落流亡街头之沦陷区教师和青年学生，成立战时流亡中学。如，国立一中在河南晰川县上集镇、国立五中在甘肃天水成立，并责令各省流亡政府的教育厅成立流亡小学和中学。例如，河北省流亡政府教育厅，在厅长许重远先生主导下，在洛阳东南百余里之伊川县白杨镇，建立河北省立中学，专职收容河北省籍的流亡师生。
对流亡学生施行收容教养，绝对不是中共掌权后对中国人民施行的恐怖镇压性劳动教养。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施行的，乃是收容起来、接受正规教育并养育起来给饭吃。陈公立夫在抗日战争八年中任教育部长七年之久，不但使成千上万的流亡青年免于冻馁，而且也为国家培养出不少人才和庸才。笔者就是当时被收容教养而后成为庸才之一。据说在成才者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学生。
1943年三四月间，日寇五万余人利用其精良装备，协同共产党唐天际部对廿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将军所统帅的40军（马法五）、新五军（孙殿英）和27军（朱怀冰、刘进），在豫北林县和晋东南陵川一带进行夹击。国军虽浴血奋战，但因共军从背后插刀，致反攻无力，在溃退黄河以南之际，大部分官兵被共军缴械，甚至活埋枪杀。这次战役后使日寇无后顾之忧，乃于1944年三月在新乡开封一带集结十三万余部队，在冈村宁次指挥下，为打通平汉铁路并占领关中平原和陕北毛泽东共军会师，为击败国民政府，活捉蒋介石，建立中共日本“新中日提携”而大打出手。国军和日寇激战数月，在牺牲四名将军后，豫中重要据点新郑、许昌、洛阳等地先后失陷。洛阳保卫战中，国军伤亡惨重。日本军队继续沿陇海铁路西侵，企图一举攻下潼关，占领关中平原，目的是和毛共会师。当时日军整个军力已成强弩之末，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已基本上被美军消灭殆尽。它向关中侵占的势头被国军马法五部、孙桐萱部等截堵在灵宝山区，不能越雷池一步，直到日寇在1945年８月无条件向盟国投降。关于这一段中共和日寇的暧昧关系，为了对历史和后代子孙负责任，有必要在这里，据我所知道的线索，费些笔墨简述如下：
1941年四月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苏俄和日本签订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毛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当时，在延安的情报头子、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共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毛共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这也证实九十年代中期中共为潘汉年平反后所拍摄的电视剧“潘汉年”中，记述1942年返回延安亲见毛泽东之历史事实。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就开始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了。
笔者有一个至亲和中共地下党员王礼宗同时充任华北治安军团长。日本投降后，二人曾由聂荣臻接受投诚书，答应投诚后当即升任共军师长。王礼宗投诚成功，后升任共军中将。我的至亲投诚未成，若非池峰城将军赦免，差点被孙连仲将军枪决。我的这位至亲在1947年曾亲口对我说，当他二十一岁升任团长后，某假日在齐元总司令家中，曾亲眼见过由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五人签名给新四军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的手令拍照，命令他们加速和日军与汪伪缔协谈判。饶、杨、潘到南京后，当即遭到汪精卫的拒绝。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中共代表饶、杨、潘被汪精卫拒绝后，竟迳直接触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在电视系列片“潘汉年”中介绍，潘汉年未经中共中央批准，擅自和日伪勾结，以至犯下历史误会。
共产党就是以谎言欺骗和暴力恐怖来维持政权的。任何中共党员乃至一般干部都明白：在复杂条件下，宁可犯政治上错误，绝不可犯组织错误。潘汉年是早期中共党员，经过长征，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情报部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擅自去南京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中共抓住国军在抗日战场上消耗八年的厌战机遇，内战三年夺取了全国政权后，当即著手杀人灭口。首先把和高岗从无瓜葛的华东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死于狱中；并继而从速把华东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和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内部传达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毛泽东这个帮会头目，为掩盖罪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的流亡中学。1944年五月间，洛阳沦陷后，即由豫中地区步行穿过豫西伏牛熊耳山区，下秦岭过渭河，八月间落脚在渭河南岸一个小县城郊的庙宇内，暂时上课休息。每星期日，天刚蒙蒙亮，同学们都在熟睡之时，我则和平常日子一样，拿著古文观止和英文课本，找一个安静地方去小声朗读。那天正读苏东坡的赤壁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忽听隔墙庙后杂草乱生的小荒凉院内有脚步声，我则停止诵读。洗耳听之，原来是我的美术老师瞿瑞周先生（他的女儿与我同班同学六年，解放后证实瞿老师是1930在北平美专上学时入党的中共党员）、高中老大哥许杏林（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侄子）和刘裕隆、王玉珩等同学（四九年以后均系中共党员），听声音约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可能是赵淑英老大姐（北师大党组成员）。瞿老师小声但很沉重的声音说：“现在请许杏林同志传达在西安听林伯渠同志传达中央指示精神。”许大哥的说话很多听不清楚，但总的是说可以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可以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军官，由小到大掌握军权、党权、政权、财权，抗日爱国口号喊得越高越好。要千方百计地发展武装力量，扩大和巩固根据地。抓住机会打击国民党，协助日军多多占领大中小城市。目前我党主要任务是促进日军突破潼关天堑，占领关中。我军必须及时配合日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主力。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我怕被他们发现，就静悄悄地走回宿舍了。这件事几十年来，我连妻子都没说过，直到今天才写出来，公诸于世。
毛共最卑鄙龌龊的恶劣行迳，就是劈头盖脸地向其打击对象泼污水，栽赃诬陷，使对方出乎意料，措手不及。共产党员，按斯大林所说“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说得不错。历史事实证明：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高级动物，而是越演化越低级的两条腿无恶不作的双脚野兽。被毛泽东赐予马列主义大骗子桂冠的陈伯达，曾任毛机要政治秘书30年，最后被中共判刑18年。陈伯达这个中共狗头军师写过一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后由中共党员余敏辉所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梦断总统府：蒋介石文秘录》一书所推翻。该书38页－46页证明：在国民政府任高官的陈立夫先生，竟然和于右任先生共命运——“同是清风余两袖，剩有忠胆诉与谁。”赴美后，以每日养鸡售蛋，清粪、积肥、种菜，维持生活。中共骂国民党制造两个中国，真是贼喊捉贼！1931年九一八事变，正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秋，中共就在事变两个月后，迫不及待地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是谁乘国家民族之危，制造两个中国？是毛泽东！是共产党！毛泽东骂彭德怀里通外国！把彭德怀气得肺都炸开了。这个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说的元帅，把地板踏得咚咚响，恨不得骂毛泽东八辈祖宗。这个为民请命、良心未曾完全泯灭的中共元帅，死前高呼“我不吃毛泽东的饭！我不喝毛泽东的水！”这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元帅，终于在监狱中含恨而亡。毛泽东常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历史上没有一个胜利者，诸如希特勒、斯大林，甚至毛泽东当真能够一手遮天。1949年，毛泽东驻进紫禁城当了共皇之后，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把吃奶的劲都用上，宣传抗战八年都是共产党打的，国民党从来没有抗过日，日本投降了，蒋介石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吃胜利果来了。幸亏老天爷睁了一只眼，存有公道，美国送给日本长崎、广岛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冷不防地投降了，才使毛共和冈村宁次要夹击国民政府的缔约协定变为黄粱美梦。否则，满洲国当和今日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样，与中国版图无缘了。毛泽东说共产党抗日的弥天大谎，还是被他自己藏不住的狐狸尾巴戳穿了。1959年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据他说是“神仙会”，其实是群魔乱舞、乌烟瘴气的鬼怪会。
当毛泽东和一伙良心丧尽的双脚野兽们，对良心尚存的中共高级党员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阵鬼哭狼嚎狂吠之后，毛泽东得意忘形地顺嘴于出，竟把中共“抗日救国”的弥天大谎，用他自己的嘴揭穿开来了。由毛泽东秘书李锐先生所写，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即载有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称：“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抗日一来，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中国人啊，中国人！应该猛醒了！还要昏睡到几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