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的金春明教授有过一段话：“差不多十年，一千八百万青年，十年中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度过，这个代价太高昂了，我们这个民族付不起。对于一个青年来讲，自己人生（最宝贵）的十年，他付不起，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也承担不起，投入太高，产出太少，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不能再搞了。”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居住的地方，想一想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不由的联想到毛泽东著名的12·21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个指示就像紧箍咒套在上千万知青的头上，演绎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大迁移。整整十年，毁掉了中国的一代人的命运，形成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根据记载，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全国大中城市上山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余年知青总数的几十倍，数百万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到1978年10年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达1700万人（年均达160多万人）。1700万人的大迁移，这在世界史是都是罕见的。
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到了结束的时候，粗略的统计是死亡有51380人。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不过是一个群体的区区小数。就像毛泽东在对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所说的，仅仅是小事。毛泽东更加关心的是“大事”，如刘少奇打到了没有，反修的任务完不完成等等。没有毛泽东这样荒唐的举动，我们也就无法经历这样曲折的磨难。
在云南，到处是“大干、苦干、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要胶不要命”的极左口号，连年的“大会战”。吃没有吃的，住是住在茅草房里。你干不动就会遭到无情的批判。这使我们这些17、8岁的年青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获得了一种毫无人性的摧残。年复一年的“破草房”、“盐巴汤”、“烂泥路”，那里是我们希望的尽头。现在想想实在是有点后怕。物极必反，这是一个真理。压得太久了就会反弹。云南知青的大返城是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一种反抗情绪的大释放，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