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曾走出南京国民政府的大门，亲自与已经砸烂了《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了国民政府的中共学生运动代表平等对话的历史镜头。（网络图片）
六四天安门镇压后的长安街上，一男子只身阻挡坦克前进。（网络图片）
1989年6月5日天安门附近和民众对恃的坦克和军人（64memo）
一、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三大浪潮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一大浪潮，始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其时，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破坏北伐、叛变国民革命、意在武装颠覆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三年；其时，离苏俄为维护沙俄在我国东北的特权而大规模侵略我国，也已经两年整；其时，自中东路战争爆发起即受命斯大林而决策“武装保卫苏联”的中共，已经逞之不及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叛乱。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华民国政府军正在对武装叛乱的中共进行第三次围剿。然而，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军就不得不停止了围剿，蒋介石本人亦不得不于第二天就离开江西前线，回京处理日事。因此，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于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在国难当头却以服从俄命而拟订的《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彼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共领袖甚至认为正在遭遇日本侵略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于是，中共再一次决策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制定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决定在“抗日救亡”的口号下，“组织工人罢工、发动学生游行。”由是，在中共城市地下组织的策划下，学潮顿起，暴乱益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年轻学生，不仅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游行示威，高喊“中华苏维动埃国万岁”的口号，而且一波波地奔向南京，冲砸政府机关，捣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砸毁《中央日报》，并包围国民政府数日而不散。
鉴于寇深祸重和大多数青年学生怀有一腔爱国热情，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乃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亲自走出国民政府，与包围了国民政府的年轻学生进行了平等对话，同样以一腔热血化解了学生的怒火和误解。遂使得学生和平散去。嗣后，虽然“有背景、有预谋、有组织”的学生，又再一次集中南京再度包围国民政府，冲砸政府机关，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也只是将学生临时收押于陆军军官学校和其他学校，并迅速地和安全地将他们逐一遣散，使之各归故里。中共运动学生的第一波浪潮，遂归于平伏。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二次浪潮，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由于新沙皇俄国日益感到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威胁，斯大林遂改变了要求各国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命令，转而命令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要和本国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法西斯侵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立即遵命，并在斯大林的亲自批准下，于莫斯科发表了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口号。“从未想到抗日这样一个救命圈”（张国焘语）的中共国内逃亡者们，在获悉了苏俄命令和八一宣言的消息之后，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迅速指示其城市地下组织发动一场“抗日救亡”运动。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遂策划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继续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于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迭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然而，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却没有镇压中共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更没有屠杀中共的学生和“群众”。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却“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棍棒和水笼，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还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七日，又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苏俄与中共的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虽然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甚至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竟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继续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实际上却在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后来，国民政府虽在忍无可忍之下拘捕也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所谓七君子，但不久便因为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释放了他们。这便是国民党反对派对中共运动上海文化界的“镇压”，和中共上海文化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反击。此事若有可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矗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将家破人亡。
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的第三大浪潮，是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内战期间。历史的事实是，中共虽然在日本投降当天就已经借抢夺“受降权”发动了内战，但直至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竟自始自终地在“国统区”坚持策动不知真相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内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后，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说，“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狠打内战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令时，中共就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后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此后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人民解放军。”至于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说，“它们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后来曾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北京学生群众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景、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一手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热情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三菜一汤，白面馍馍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姑隐其名——作者）
事实正是如此，正处在内战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用AK47冲锋枪对这些吃饱了便要跟着他的敌人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的学生，施以疯狂的扫射，更没有因为中共运动学生和群众而制造了对他们作战的“第二条战线”，便用坦克车和装甲车来进行血腥的辗压。
(节选自:辛灏年<现代中国学生运动之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