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由于在处理动车追尾事故的记者会上说话欠妥、表现不佳被调职。王勇平绝非个例，最近还有其他官员在对外发言时状况频出。有人不禁问道：中国这些发言人到底怎么了？
王勇平的几句话成了“名言”、“雷语”。比如，他在阐述埋火车头是为了给大型机械腾地方时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再如，被问到为何在宣布现场已无生命迹象后仍然发现了一个受困女孩时，他脱口而出：“这是个奇迹”。
对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教授郝晓明评论说，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提供准确信息，披露事实真相，而不是相反。
郝晓明：“你做的这些所有工作不是让你自己信，而是让大家觉得你讲的话是真实的。所以说，(他)和发言人本身工作宗旨就有很大的出入。可笑就可笑在这个地方了。”
郝晓明认为，中国一些发言人爱打官腔、拿官调，因为他们总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回答问题，而忽视了公众的感受和知情权。
他说：“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帮着铁道部进行辩护。他没有从公众角度讲。其实，他应该换位思考，假如说是一个公众，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哪些疑问。”
最近，中国一些官员在对外发言时状况频出，引起公众不满。究其原因，郝晓明认为，中国的发言人基本上都是官本位思想。
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兵对此表示赞同。用他的话讲，他们“都是官员心态”。
周兵说：“你们都是臣民，我们这边是衙门。不是说我是服务大众，因此我有责任向大众报告服务人员工作的情况。因此，你会看到中国相当多的发言人都是官式宣读。对媒体也好、对公众也好，态度就是相对比较傲慢，不是很平等相待。”
在只对本部门、只对上级负责的思想下，一些发言人护主心切，只报喜不报忧。还有的则不求有功、旦求无过，能回避就回避，既不接受记者查询，也不召开新闻发布会，真个是徒有虚名。
有些发言人满口官话、言之无物，虽然从不说“无可奉告”，但却是打太极拳的高手。你问他存在的问题，他先要大讲一通成绩，最后加上一句“当然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算是回答完毕。
在不久前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的新闻发布会上，路透社记者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为那些在大跃进、文革和反右中死去的人设立纪念馆。李忠杰先是讲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死难者的重要性，继而谈自己在国外参观纪念馆的感受。
最后他才说：“世界上要纪念的东西，要研究的事情太多了。......至于说选择哪些内容，哪些方面的事件进行纪念，这需要有一个统筹的考虑。”
听完这番回答，路透社记者仍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还有些人喜欢事先安排几个“托”，让官方记者按照自己准备好的答案提问。但是，这样的官员经不起风浪，一遇到尖锐问题或者危机处理，便束手无策，甚至恼羞成怒。
特别是，有些官员平日里奉承话听多了，容不得“小记者”质疑。在他们眼里，记者的提问就是“找碴”和“挑衅”。
应该承认，新闻发言人确实是个苦差事。他们授权有限，不可能什么都说，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即便遇到令人尴尬的场面，也要不卑不亢。难怪前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现全国人大发言人李肇星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人。
那怎么才能当个好发言人呢？记者去年去丹东市采访，遇到该市一位外办副主任。见此人接人待物、回答问题都挺得体，记者便问他是否参加过发言人培训。他说，没有，他就是以诚待人。
其实，周兵说，新闻发言人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坦诚。他说：“我觉得坦诚在危机公关里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坦诚地全面地展现事实真相。那怕这个事实对你不利，你也得展示，这样你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和谅解。越是遮遮掩掩，越是官腔十足，大家越是反感。”
参与发言人培训工作已有十年的清华大学教授董关鹏认为，对于发言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讲真话”。
他说：“我觉得发言人的生命线是讲真话，还能讲得入耳、入脑、入心。......而且我们加了定语和状语，像快速、及时、有智慧的讲真话。”
外界有人说，中国的发言人培训只讲技巧，不讲原则。董关鹏说，这是胡扯。他认为，王勇平一事凸显出的最大问题是，中国媒体发展很快，超过了官员素养提高的速度。
此外，郝晓明和周兵提到，中国的发言人层级太低，大都在部门的核心之外，不参与决策，因此很难掌握全局情况。
董关鹏表示，他参与培训的官员已有两、三万之多，中国今后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