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正在装模作样学《毛选》
陈永贵的第一个危机
1964年冬季，大寨大队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结果上达中央政府，导致周恩来亲自追究，如能坐实，则陈永贵定然一蹶不振，中国农村的历史也当改写。但是陈永贵似乎是一个“通天”的人物，毛泽东恰在这时将他请到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大寨的问题也在这一夜之间不再是粮食产量的多少，而是对毛泽东的态度如何。这一来，陈永贵便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源来渡过危机。大约一个月后，山西省委的几位领导人亲赴大寨，名为“核实产量”，实则已有成见在先。于是，在1965年2月8日下午，大寨大队的队部里面就出现了下面一段对话：
“经过丈量，耕地面积定为七百九十六亩六分九厘……除了经济作物，1964年粮田面积是七百五十亩。”
“永贵呀，现在七百五十亩，正合报上说的。粮食亩产还不到七百五十斤怎么办？”
“山地和平地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亩。”
“粮田达不到七百五十亩吧……地亩也变，产量也变。扣一厘以下地，扣了四舍五入，粮田可能就是七百二十亩……我已经给总理说，大寨的产量还在八百斤以上。”
“在七百五十亩中扣去四十五亩……”
“给参观人员说，粮田七百零五亩，粮食总产五十六万八千斤，亩产八百零五斤。”
陈永贵就这样安然地渡过了他的第一个危机。可以肯定他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中得到了教训。经济问题一旦化为政治问题，也就无所谓眼前的公正，农民以至整个农村的追随政治也就成为必然。
夺取旧县委的一切权力
1967年2月9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第一次以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劳动模范的身份出现。虽然他在这时还只是一个大队的负责人，但是他的声望已经足以号令全县。他在县城中心的广场主持了群众集会，他原来的上级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这些人现在统统成为“被告”，罪行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片愤怒的叫骂中纷纷表示认罪。然后陈永贵起身发表演说，号召他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向旧的权力机构“造反夺权”。台下群情激奋，聚众已逾万人，其声势的浩大，为本县史无先例。几个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真理的声音，震动了整个昔阳，整个晋中，整个山西，整个中国”。两天以后，全县32个农民造反组织一致推举陈永贵为领袖。这些人成立了总指挥部，宣布夺取旧县委的一切权力，是为“二一一夺权”，陈永贵则在数万人的欢呼声中成为总指挥。两个月后，这个临时性的指挥中心为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取代，陈永贵成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野心勃勃地说过“打倒皇帝做皇帝”，现在，仅仅两个月里，他便在这个内陆省份拥有了无上权威。
陈永贵在夺取权力之后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仍然不外乎生产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村的生产问题乃是一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事，直到这时他也没有试图在这个领域里占有至尊无上的位置，而且还能承认要向其他地方学习新的耕作技术。但是政治问题就大不一样，按照列宁的理论，小生产在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所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便需随时随处地进行，没有什么可以例外。这个目标使得“一地之经验号令全国”成为合乎逻辑的施政要则。具体说来，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动，把共产党“全面专政”的理论变得具有实行操作的可能。
逼郭凤莲斩断情缘
陈永贵的施政原则是，专政的力量必须涵盖所有农民，始终不能有丝毫懈怠。陈永贵订立了一整套驱除人们内心私欲的方法。其要点是严密注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中找出违反政治标准或者道德准绳之处，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这种关注的包罗万象和细致入微，在今人看来一定不可想象。劳动吃饭说话行路办事读报睡觉做梦自在其列，甚而嘴里一声叹息、脚上一双袜子、腕上一块手表，以及内心深处所埋藏的邻里恩怨儿女恋情之类隐私，也会进入他人视野之内。比如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在地里劳作的时候没有脱去鞋袜，陈永贵由此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表现，于是强令其赤足，以致儿子的脚底在烈日下烫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
但是也会有一些事情相当严重，非一个命令可以根治。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办法就是连续不断地把会议开下去。这样的会议开得最长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续三个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凤莲为首的23名“铁姑娘队”队员，差不多在同一天里提出了离开大寨的要求。因为她们各自的恋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里，她们想要去与他们结合。按照农村传统的习俗，婚后理应女到男家。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是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习大寨，大寨的这么一大批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便证实了他的判断，“大寨有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而问题居然牵涉到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凤莲，这就更加严重。他决定以郭凤莲为首次攻击的对象。于是，支部委员们共同来讨论郭凤莲的婚姻，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的感情。年仅19岁的郭凤莲这时泪如雨下，凭着少女的纯真和任性拒绝支部干涉她的私事。双方相持三个夜晚之后，陈永贵忍无可忍地抛出致命一击：“如不答应，开除党籍。”这令少女终于屈服。其余的“铁姑娘”们，也纷纷做出斩断情缘的决定，并且宣布“死了也不出大寨”。这是郭凤莲在她一生中经受的第一次考验，也是最严厉的一次。她日后果真接替陈永贵成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闻名全国，与陈永贵这一次对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牺牲不无关联。
但是，把亲生儿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个泪人，都不能说明“全面专政”的违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实上，“全面专政”残忍地剥夺人的思想、信念、尊严、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来还要不寒而栗。
在1966—1978年的12年间，在这个小县死于“全面专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计141条。伤者则不计其数。这是一连串恣意谩骂凌辱，甚至严刑相逼的直接后果，其中两人于乱棒滥鞭之下当场毙命，14人致伤而死，余者全部因为不堪忍受酷刑的惨烈自己了结生命，其自尽方式极为简单，再一次表明这是一群一无所有的穷光蛋：62人使用绞绳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还有两人一头栽进自家水瓮窒息而亡。这些事实在1980年8月公布出来，令闻者难以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