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运动”中的敢死队长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曾发生历史上著名的“马日事变”。当时，因为共产党在湖南等地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毛泽东自认是“痞子运动”）搞得十分过火，以至乡下的绝大部份有产者和长沙城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成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革命对象。同时，再加上国共两党之间种种的政治原因，终于导致了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这起事件。
（按：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湖南长沙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湖南实行土地改革，斗争地主；“随即展开阶级斗争和屠杀政策，如长沙工商界钜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都被共党开会公审，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枪决。1927年4月上半长沙的几个大劣绅，李右文、叶德辉、俞诰庆等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后，消息更是刺激了何键”当中不少为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家庭，被各地农运，赤卫队屠杀的北伐军官兵家属不计其数，湖南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于是引起军内极为不满，北伐军官兵民愤极大。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当时长沙属于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尚未分共。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得到情报，共产党计划在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实行大烧杀，许当机立断，于5月21日当晚发动“铲共行动”，指挥王东原、周荣光、李仲任、陶柳等人包围封锁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特别法庭、共产党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等二十多处共党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并宣布拥护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为“马日事变”。5月23日，许克祥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28日又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引发部份县市遂有类似之举。“马日事变”实际上就是武汉分共的一个开端。事变发生后，唐生智回师湖南，欲治许克祥擅自行动之罪，许率军南逃投蒋。）
此后，由于国共合作的失败，共产党在湖南的组织和军事势力，尤其是在长沙省城的势力大大受挫。但是，对共产党人的杀戮必然导致复仇，何况从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原本就是共产党从俄国的娘胎里带到中国的革命本性。
当时，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据其中央指示精神，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总动员通知。十二月一日，决定长沙暴动，计划于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但届时暴动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十日中午，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王震在其中扮演了工人纠察队队长的角色。
当日晚上七时开始，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警备司令部。但是，包括王震在内的敢死队员大都表现得不“敢死”，战斗结果仅仅是破坏了电灯公司。接着，国民政府方面调动一个师的兵力从外地紧急增援长沙省城，共产党的这次暴动终于被平息。
不过，失败后侥幸平安逃出长沙城的王震还是因为“对敌斗争”表现好而被正式接收为共产党员，并日渐为社一上级所器重。由于他年纪轻轻就留着一脸络腮胡子，加上性格鲁莽，所以人送名号“王胡子”。直到他的晚年，邓小平等人都还直呼他王胡子，邓小平等人的后代则称他“胡子叔叔”。
一九二九年，王震担任了中共游击大队的队长兼政委，一九三O年起任红军师政委、红六军团政委。
贪天之功冒领嘉名
到延安以后，他担任了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当时，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提出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即调部队到人迹罕至、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搞“生产自救”。也是朱德亲自到南泥湾实地勘探，然后下令调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其后，朱德又多次到此视察督促，以南泥湾的作法带动了中共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发表社论，称“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总司令名字联在一起”。但后来的中共党史上却将南泥湾与毛泽东、王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朱德的名字不见了。
（按：“南泥湾政策”和“大生产运动”这两个实际上都是指种鸦片，在海外有不少报导。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ˉˉ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ˉˉ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海外人士还查得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在毛泽东时期，对朱德如此不公正完全是毛泽东本人暗示甚至直接指使的结果，而王震对此心知肚明，既为毛泽东打击朱德当了炮手，个人又乐得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朱德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他的秘书撰写回忆文章披露此事，但这篇文章被与王震穿一条裤子的理论左棍胡乔木压下不准发表。胡乔木虽然知道文章中说的全是事实，却表示“发了有影响，宁可向作者检讨也不能发。”
由此可见，中共党史经常是任人涂抹，哪里还有可信性可言！
王震是标准的“流氓无产者”
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王震都充当了急先锋。
胡耀邦在台上的时候，邓小平在一次小会上提出自己退下来的愿望，在场的人祗有胡耀邦表示问意，其他人，特别是王震这样的政治老人立刻劝阻。谁都明白，祗要邓小平退下来的，其他政治老人怎么还有可能继续留在位置上？所以，就因这件事，胡耀邦成了众多政治老人的众矢之的，王震更是公开骂娘。
据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曾经因为与胡耀邦关系密切而受到王震残酷打击的吴江回忆：王震接替胡耀邦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后，立刻利用这一阵地对胡耀邦大肆诋毁。在一次党校大会上，他公然破口大骂：“谁让邓小平退下来，谁就是反革命，就是‘三种人’！”然后又在大会上大声宣布：“学生上天安门，要热处理，来一个抓一个。我们有四百万军队，怕什么？”
大陆还有传说，一九八六年底左派老人逼胡耀邦下台时，就是王震拿着老人们的联名信威逼邓小平。“六四”后更有传说他亲山口指挥了屠城的杀人部队。
王震自称“知识分子的朋友”
王震其人没有任何学历，十四岁即当了铁路工人，所以自命“老粗”。但中共的宣传材料大都说，他在“革命队伍”里却对文化人颇为敬重，他本人也自称是“知识分子的朋友”。
事实上王震结交党内文人，自称“知识分子的朋友”，还是出于毛泽东专用三农分子”控制知识分子的需要。在延安的时候，王震在所有“粗人”中，最为关心党内政治动态，对从大城市投奔延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百个看不惯。四十年代初中共搞所谓的“延安整风”时，正是王震首先在“鸣放”的墙报上看出了王实味的文章有“反党”气息并及时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命令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开展批判，并对其政治历史问题进行审查。当时此事轰动延安，这对后来整风运动发展成“审干”运动有直接影响。
据吴江著作中的描述，王震因为挖出了王实味而受到毛泽东的器重，竟被委任为“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王以自己没有文化而表示了一番“谦虚”，毛泽东则意味深长地说：“我就是要你这个文化不高和文化人打交道”。吴江认为，这种现象透露出历史上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阴暗的一面，可谓一针见血。
没有文化偏偏爱“关心”教育
王震还有一个与他的出身和经历相矛盾的特点，就是爱往教育界凑。他既无理论又无文化，却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其实，他除了对共产党的理论教育感兴趣，对大陆的普通教育也常常插手。至去世之前他还兼任着全国中小学教师基金会的名誉主席职务。大陆每每有什么“教师节”、教育表彰大会之类的活动，他总是少不了出席的。教育界的左玉何东昌之流同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因为时常插手教育界，所以王震非常喜欢在学校里露面，如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北京四中等校开校友会时，他非常喜欢以学生家长（爷爷辈）的身份被校方请去。一九八六年四中校庆时，王震正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被师生们观瞻，会场上突然有人喊了声“方励之来了”（方是四中校友），于是，许多人都纷纷前去请“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签名，会场秩序大乱。气得王震在主席台上用拐杖把地板戳得乱响，大叫“这像什么话！”
王兵胆大包天为所欲为
王震的幼子王兵所领导的直升机公司，表面上是发展旅游事业，如开办直升机观看深圳、香港市容活动，但收益甚差。直升机公司真正的发财门路还是做买卖。中国大陆曾有一句话形容皮包公司，深了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而据说王兵的公司是“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言下之意是从事军火贸易。
在深圳，早就有这方面的传闻，当地的有关部门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当时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当地政要骂得狗血淋头，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王震死后，照理王兵应该有所收敛，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为追讨债务公开指挥了一场深圳持枪绑架案，一时间成为香港媒体的主要追踪报导对象。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显旋，在深圳香蜜湖高尔夫球场被王兵等人持枪公开绑架。
此事发生后，惊动深圳当局和中共高层。在深圳当局的介入下，直到二十七日陈氏才从蛇口南山区的软禁地点被释放回家。
事后，大批港澳台媒体对这个所谓“六．二四”绑架案“极尽全力追踪报导。
邓榕誓为王家“两肋插刀”
众所周知，共产党执掌中国大陆政权几十年来的习惯行为准则，从来是要把“身行恶”置于“口言善”的前提之下，其党内的“帮规”更是要以“原则”、“党性”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汇包装其抬面之下的拉帮结派和尔虞我诈。而邓榕、王兵这一代比他们老子的最大“进步”，就在于已经完全撕破了那层遮羞的面纱，毫无顾忌地用“两肋插刀”这样的帮会、黑社会语言对外昭示其利益集团内部之间的“同荣辱，共进退”的“莫逆”关系。
仅仅基于邓榕在党报上公开表示誓为王家“两肋插刀”，在邓榕文章的结尾处，特别强调了王震家有难事时就会向邓家求援。
特区是邓家天下王家党
中国的特区完全就是他们“邓家天下王家党”。邓小平的侄女可以在那里公然行骗，横征暴敛；王震的儿子可以在那里欺行霸市、为非作歹。
正如邓榕所说：王震“对于特区，对于深圳，对于珠海，对于广东，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于是乎，王家的后代当然可以在那里毫无节制地发泄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感情”。邓、王两家后代在特区的所有的一切疯狂举动，似乎都可以从邓榕的文章中找到解释：特区是我们邓、王两家的老头子下令和支持搞起来的，我们两家的后代当然可以在此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天经地义。
有人一针见血地形容，中共高层目前面临着两个“众怒难犯”，一个是老百姓对共产党各级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盛行之愤怒，已经到了随时“群起而攻之”的危险地步；另一层面是各级官场上的腐败官员、恶势力家族早已在共产党内形成一个庞大的诳得利益集团，牵一发而动全身。而这第二个“众怒难犯”，又以邓、王两大势力家族的结盟最为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