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天下的所有权是非常明确的，正如《 诗经·小雅》中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天下归于皇帝，但凡贪污腐败，均被视为对皇家财富的不法侵占和对皇权的伤害，被统治者严厉惩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家庭，深知官逼民反的原因，《明太祖实录》中记录了他的总结：“昔在民间时，见州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
因此，为了维护皇权，朱元璋痛杀贪官污吏，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比如，挑筋、阉割等法外酷刑，对于民愤大的贪官酷吏，则找技术精湛之人当众对其剥皮，而后填充上草等，制成人体标本，置于官府内。朱元璋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天下是他的，贪污就是抢占他的，惹百姓愤怒，就是要动摇他的统治根基。
到了清末，哪怕最腐败透顶的时候，也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因为天下归于满清贵族。所有权非常明确。在财政最紧张的时候，清政府不得已允许买官卖官，即“捐纳”。
由于天下的归属权非常明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朝的卖官制度还是相当令人感慨的（参考阎崇年先生的考证）：
其一，所有待售官职一律明码标价，公开竞争，童叟无欺。比如，1774年（乾隆年间）规定：四品道员银16400两，四品知府银13300两，五品郎中银9600两，五品同知银6820两，六品主事银4620两，七品知县银4620两，八品县丞银980两等。
其二，卖官收入统一交户部，而非个人腰包。
其三，所售官职很多都是虚职，并没有实权。比如，中央级官吏，像吏部（相当于组织人事部）的官员由于涉及官员的考核、任免等核心问题，严禁“捐纳”，以保护官吏队伍的“纯洁”。至于四品道员以上的官职，由于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严禁“捐纳”。地方上，则严禁总督、巡抚、布政使这类官职的“捐纳”，只有道员、知府、知县以下才可以。
其四，卖官有严格限制。比如，只有战争、河患、灾荒、开荒、海防等五项才可以“捐纳”。
相比之下，中国某些时期的卖官泛滥，与清朝相比其实是自惭形秽的：暗箱操作、所买之官皆是实职、钱落入个人腰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因为，所有权明晰这个基础不复存在了。
一个惯常的说法是：所有权属于人民。如果人民直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即官员来主政，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并且，在重要问题上，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问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不能实现时，就成了一个虚化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当官吏的产生、监督和罢免，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时，所有权归属这个前提实际上是空置的。
由于所有权悬空，就意味着，皇帝不再是一个，而是变成了一个集合体。任何人，都不再把普天下之物视为自己的财富，而是通过掠夺、侵占的方式，转移到自己名下，据为己有，或者为了安全直接转移到国外，如此，才被视为是真正归自己了。同样，在国与国的博弈中，当私利与民族之利纠缠在一起，又有何胜算可言？
这是这个时代与王权时代的区别。
因此，很多强势者都在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的掠夺行为寻找一个美丽的借口，在这个旗帜之下，行强盗之事。看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历史，那些暴君、刽子手，无不是打着差不多的旗号为非作歹的。
那些以人民为旗号的人，所做之恶往往都是罄竹难书，因为，在所谓的为人民的旗帜之下，任何反对者，都被上升到了人民敌人的高度，或者栽赃陷害、彻底搞臭，或者借机虐杀，而在这种口号下的杀戮，就相当于把邪恶变成了捍卫正义的行为，是可以没有任何底线的。而那些被愚化的所谓人民，在大部分沦为奴隶时，也有一小部分成为作恶者中的一员。
为什么中国某些时期的贪污腐败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行？并且，更疯狂地将所收刮之财富转往国外？正是所有权空置的必然结果。所有权空置，意味着，普天下的资源、财富其实是无主的，这种现状是助长腐败之风肆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同样，普天下的人也是无主的，他们的权利由于失去诉求和表达渠道，沦为被掠夺和凌辱者。
《时代周报》2011年7月28日刊发的《多舛铁道部》一文中，披露了这样的内幕（本段原文引述）：“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越来越多，刘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这是无主时代的必然结果。由于所有权空置，即便是像刘志军这样的人，也不得不通过抓阄的方式，来选择中标者。由此导致两个恶果：高铁事故频发；惹恼抓阄中失利的人。
在这种机制之下，即使有个别官员不作恶，想为民众办点实事，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他不能敛财就不能升迁，甚至不能守住自己现有的职位——现实中，一些廉洁的官员往往更容易被栽赃陷害，因为廉洁能干的人反而被贪官一族视为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干部选拔、任免机制的金钱化、家族化，加速了社会的堕落和腐败的蔓延。
我认为，只有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才有法制，才有廉政的可能（我强调的是可能性）：
一种是王权时代，所有权非常清晰和明确，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充分的法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与有限的民主（广开言路，积极纳谏）。
一种是在民主机制之下，民众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各级官吏，并通过这些代理人，行使权力，使得普天下这个所有权的归属，变得非常清晰，即属于每一个国民。官吏或者议员，只有尽心尽力为民众服务，才能获得选民的任何，延续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机制下，法制、民权、民生、民富、环境、保障等等，必然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任何有利于民众的东西都是奢望。改革在政府领域的推进，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民众权利与政府官员权力的对接，让民众决定一切，从而，彻底解决所有权空置这一根本性问题。而改革在经济领域的推进，等于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发展，必然造成财富分配机制的畸形——这几乎是所有权空置之下的必然结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言：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此所谓忠言逆耳。
无主之悲，悲于所有权的空置，也悲于一个时代的堕落。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屹立于世界之巅，也曾经历无数苦难，近百年来的屈辱史，流淌于我们的记忆深处，让我们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疼痛。中华民族要想复兴，需要解决所有权空置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每一个公民提升自身素质。试想，在一个很多人为了牟取私利，甚至不惜在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质伤害同胞的环境之下，在一个很多人为了方便积极去行贿的大环境之下，还有什么问题能够推进呢？从自我做起，坚守良知和道德底线、维护正义、敬职敬业、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不做行贿、欺诈、造假之事，让这个日益恶劣的环境慢慢别再如此加速度地滑下去。
一切从做好自己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