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新年的神韵节目中有一幕是以教室为背景，黑板上贴着八个大字“业精于勤 行成于思”。熟悉中华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这来自于韩愈的名句“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神韵艺术当前就是在复兴中华神传文化，将之弘扬于全世界。因此神韵中所用的一切，无论是服装还是道具，也无论是历史故事还是舞台背景都是很有讲究的。将来神韵艺术光大全球之后，人们会知道，这句话能够为神韵所用是韩愈莫大的荣幸。换个角度看，历史就是一台戏，无论是韩愈这个角色还是他所留下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为后世神传文化之复兴所作的铺垫。
韩愈，字退之，世称韩昌黎（祖籍郡望为昌黎），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思想家，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历史上的韩愈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实在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你能够想象一个副部长级的高官，同时是韩寒那样粉丝众多，广受欢迎的文坛领袖，又是一个仰望星空的诗人，还是一个特立独行，对皇帝的既定方针“说三道四”的思想家吗？如果再加上他在任地方官期间卓著的政绩，在一场重要战争中的幕后参谋角色，以及单枪匹马说服一支叛军的外交能力，这个人的一生是不是一个传奇？那么让我告诉你，韩愈就是这样一个传奇人物，被后世尊为韩文公的他至今依然在潮州被奉为偶像，那里还有供奉他的庙在。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对韩愈的评价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韩愈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文学与思想，因此本文从这两个侧面来简要勾勒韩愈的面貌，即作为文学家的韩愈，以及作为思想家的韩愈。
作为文学家，韩愈最重要的成就是倡导古文运动，否定当时流行已久的骈体文。所谓的骈体是一种文学形式，简而言之就是过于讲究文章的形势，要求对句工整，用词华丽，同时符合格律。骈体文对作者遣词造句的技能要求非常高，好的骈体文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大家不妨去看骆宾王的《讨武瞾檄》以及王勃的《滕王阁序》，那都是骈体文的杰作。
然而正因为这种文体对形式美的要求太高，所以就很难做到内涵美与形式美的完美统一，而作文者也往往因注重形式美而忽略了内涵，易流于华丽空洞的文字堆砌。即使是骆冰王和王勃这样的文章高手，一生中也很难写出更多的精品。反观唐宋八大家，他们的精品文章就非常多，尤其是韩愈和苏轼。这与他们选择散文这种体裁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在文章的形式上限制少了，所以不需要在形式美上下太多的功夫，凡有感而发，以他们的水准，往往信笔写出来就是一篇佳作。韩愈长于由事悟理，苏轼长于触景生情，所以韩愈的文章往往是由生活中遇到的事而领悟到普遍之理，苏轼的文章经常是由所见到的景象而抒发的真挚高尚的情怀。
韩愈与柳宗元都提倡文以载道，即注重文章的思想性，把内涵美视为比形式美更重要，这与过去重形式而轻内涵的骈体文正好相反，实际上是对当时的文风，也是世风的一种矫正。大唐文化的风格是大气磅礴的，同时也是华丽浓厚的，这一点在初唐与盛唐的诗歌中，从敦煌唐代壁画和塑像中表现得很明显。然而物极必反，到了韩愈和柳宗元的时代，出现了过于浮华的倾向。
文由心生，文风是内心世界的表现，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的内心。作为文学家，韩愈和柳宗元深知文风对世风影响之重要，所以他们就想通过改变文风入手，潜移默化地改变浮华的世风，使之复归于古代的淳厚质朴，这就是古文运动的由来。因此古文运动实际上不仅仅是一场文学运动，对韩愈和柳宗元来说，它更是一场思想运动，只是以文学的形式来推动而已。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韩愈为何对皇帝大张旗鼓迎佛骨的做法“说三道四”，以至于递上那引起轩然大波的《谏迎佛骨表》了。
中国向来是一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的国家，当时的迎佛骨类似于现在的唱红歌，都是最高统治者所热衷的，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你可以想象现在一个副部长级高官公开站出来反对唱红歌，要求国家领导人下令禁止唱红歌，焚毁水晶棺材里的毛泽东尸骨，摘下天安门城楼上的老毛画像吗？韩愈当初就是这么做的。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为何对皇帝迎佛骨的热情不以为然，甚至不惜犯颜直谏？这就不能不说到韩愈作为思想家的另一个侧面。韩愈最大的成就在于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深邃的思想水平的完美结合，扭转了当时注重形式美而忽略内涵美的文学风气，为后世开辟出一条文以载道之路，即以文学这种形式来表达作者对“道”的认识和感悟。
作为思想家的韩愈以尊孔孟，辟佛老而闻名，即推崇他所称之为“道统”的孔孟之道而排斥佛教与老庄之学。“道统”这个名词就是韩愈所创造的，可以理解为文化的血统，或者超乎人世间的更高层面的法统。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道”的文化，而这个“道”超出了人世间的范畴，将天地人三才都包括在内的。
韩愈认为孔孟所宣扬的仁义之道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才是最纯正的华夏文化血统，而老庄之学只是中华文化的支流，至于佛教，那更是外来文化。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巅峰时代，唐太宗的文治武功、恢弘大气的流风遗韵之所及，使得整个朝野上下充满着自信、大度、包容与开放的氛围。无论是异族的文化还是异族的人才、器物，大唐都来者不拒，兼收并蓄。因此大唐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雄浑博大，最丰富多彩且最具生命力的文化。
当然，既然国门大开就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胡人中既有高仙芝、李光弼这样的良将，也有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逆臣，西域传来的文化也是如此。既有唐玄奘不远万里从天竺取来的佛教经典，也有醉人的葡萄美酒与金发碧眼的胡姬。即使在佛教中，也出现了改良后的宗派，尤其是唐代传入汉地的密宗（唐密），公然讲男女双修，甚至寺庙里养着女人，和尚外出也带着女人招摇过市。尽管唐代风气开放，不过这些对于韩愈这种卫道之士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在韩愈看来，老庄学说的兴旺是中华文化的支流盖过了主流，而佛教的盛行更是喧宾夺主。在当时佛老盛行、儒学低迷的时代背景下，韩愈在文章中力辟佛老寂灭无为之教，鼓吹孔孟仁义忠孝之道，实际上是出于纯净中华文化血统的目地。而在个人生活中，韩愈却与佛、道两家都有不解之缘。韩愈的好友孟郊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韩愈在潮州任职期间与当地一位名叫大癫的和尚交往密切，而韩愈那首著名的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所提及的侄孙就是道家八仙中赫赫有名的韩湘子，他是韩愈那篇感人肺腑的《祭十二郎文》所祭的侄子韩老成之子。
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愿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此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从此与儒道两家共同形成中华文化的主流。然而在唐代中叶，韩愈所在的时代，由于皇帝与达官显贵多崇信佛教，一时颇有喧宾夺主，压倒中土原有道统之势。这就好比一杯红茶加上一点牛奶，那是奶茶，可是若牛奶加得太多，那就成茶奶了。韩愈的思想和文章在中国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就是当牛奶加得太多的时候叫停，再多放些红茶，使中国的文化依然不失为一杯中国奶茶而不至于成为印度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