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毛泽东口号，曾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历史课本、纪录片乃至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出版物上都把它与开国大典联系在一起。于是毛泽东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说过的这句话曾鼓舞过激励过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中国人民以为梦寐以求的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从此诞生了，从此中国人像一头睡着的雄狮已经醒了，中国已经站在亚洲的东方，再也不是东亚病夫了。
几十年之后，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连当时进行实况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丁一岚也表示：“我敢肯定毛主席没说，我保存了那天的录音。”但是中国人都认同了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就是这么说的。
后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人们才发现这句话是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致开幕词说的，开幕词的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又有人经过考证称：毛泽东从未提到过这句口号，这开幕词的题目是《毛泽东选集》的编纂者加上去的。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却绝不相同。“中国人民”是个政治范畴，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它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爱国的资产阶级。而“中国人”是个民族范畴，用毛泽东的话说，它包括勤劳、勇敢的所有中国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口号经过中共喉舌们几十年的鼓噪和宣传变成了真理，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民的脑海里。人们已经不在乎毛泽东是不是说过这句话，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六十多年的检验，中国人才发现1949年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集团站起来了，中国人非但没有站起来，而且全都被打趴下了。
中国人又从六十多年的实践中发现，我们经常唱的那首《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里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的“奴隶”二字，原来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中国人不但是中共的奴隶，而且是毛泽东的奴隶。可见，毛泽东把中国人变成奴隶的想法，绝对不是什么因为胜利而骄傲了或是晚年的神经失常了等等，而是这个怪胎出生后那个环境——充满心计统治汉人的慈禧和甲午战争日本人统治世界的野心——已经融入到了毛泽东的骨髓和血液之中了。实践证明：中国人是奴役下的现代奴隶。
文革中《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被迫害至死，《东方红》变成了党歌、国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人人都得唱，人人都会唱，人人都必须唱。即使被押上刑场、枪口对准胸膛、刀锋架在脖上，中国人还在唱着这首歌，因为那是七亿中国人唯一可以唱的歌。
通过实践我们又明白了，这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原来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如果说他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那是针对外国人而言的。毛泽东为外国人谋幸福进行慷慨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大大地超出了中国当时的国力、物力、财力、人力的承受量，此时中国人民却是勒紧了裤腰带处于饥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而受援国的人民却富得流油，过着花天酒地天堂般生活，毛泽东的援助是在锦上添花，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是落井下石。
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援助就是为他建立世界统治霸权的革命输出，所以他是为他国人民谋幸福，是别国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国际主义就是汉奸卖国主义，也是杀人魔王毛泽东阴险心理的真实写照。
据统计，中国在大跃进运动中损失了1200亿，文革十年又损失了5000亿，而“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近三十年中，中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6500亿元，由此可见中国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6200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三十年的全部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还有人才培养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就在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进行穷折腾的时候，4000万人正在活活饿死时刻，毛泽东却把大批物资大把的钱撒向世界各地，把这些受援国家一个个变成了富得流油的国家。毛泽东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民脂民膏，为他构筑起世界领袖的舞台，用中国人的尸骨堆砌起一座共产魔王的丰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刚从烽火连天的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困境中走出来，百废待兴，人民正处于赤贫之中，但是毛泽东已经不顾中国人的承受能力，为发扬国际主义义务而推销他的援助计划了。当北朝鲜金日成向南方韩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他不仅支持这场入侵韩国的战争，而且还派出了130万志愿军参加了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美国投入的军费是中共军费10倍，而中国这可怜的军费在1950年已经占政府预算的45.64％，也就是说本当用在五亿中国人身上的钱,有将近一半扔在朝鲜战场上灰飞烟灭了。
于是周边国家都把这个从延安山沟沟里出来的乡巴佬当成了慷慨大方的大老板，纷纷把手伸向毛泽东请求支援。1950年7月蒙古国总理就提出要中国帮助解决劳动力问题，当时虽然未予答应，四年后，中国提交派出12250名工人的清单，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工种，有木工、泥瓦匠等40多个工种。
中国人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等，那援建的纺织厂设备中国提供不了，中国政府就用自己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来提供给他们。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更是数不胜数了，在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期间，中国人几乎是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来帮助这个“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也不客气，就在中国刚建国不久，1951年5月15日就开门见山要求中国提供1500吨至2000吨大米。在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中，中方援助越南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在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那真是应有尽有。连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享用的葡萄干和高档烟、酒，也要向中国人伸手要求援助。毛泽东曾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后来发生的中越战争，越军就是用中国援助他们的武器来打中国人的，而中国援助给他们的大米因为多得吃不了，成袋成袋的大米变成了构筑工事阻挡攻击的掩体物了。
毛泽东对非洲国家更是慷慨解囊，就在中国饿死4000万人的三年时期，1960年中国宣布向几内亚提供一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五千至一万吨大米。
中国援助非洲的坦赞铁路更是史无前例。为修建这条铁路，坦赞政府曾向世界银行提出援助，但被婉拒，在西方人看来，修建这条铁路是得不偿失的。于是他们又转向苏联政府请求帮助，结果也遭拒绝。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发誓说：“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修成这条铁路！”中共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接过这烫手山芋，把别人不敢承接的任务接了过来。
1967年６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在一次谈话中偶然提了一下修建铁路问题，立即引起了周恩来的兴趣，决定让中国人来援建这条铁路。毛泽东听说修筑这条铁路的费用高达10亿人民币时，他毫不在乎，气魄宏大地说了一句：“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座的人听得不敢出声，琢磨着这句话的含义，这究竟是毛泽东的幽默还是毛泽东的气魄？四十多年前的10个亿，对于国民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当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七亿中国农民，干一天活才只有几分钱啊！后来为这条铁路中国投入的不止10亿，而是翻了一番20个亿。
这条铁路全长1860公里，比中国北京到长沙的距离还远，它东起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卡比里姆波希，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为赞比亚、马拉维、刚果等内陆国家提供新的出海通道。坦赞铁路沿线地形复杂，要跨越东非裂谷带，穿过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的路基、桥梁和隧道地基土质为淤泥、流沙，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群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异常困难。为此中方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提供了将近20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5.6万人次，高峰期间有1.6万中方人员在现场施工。发运各类建设用物资近100万吨，用“最好的技术人员、最好的设计方案、最好的设备和物资、最好的施工方法、最快的施工速度”建成了这条友谊之路。
由于当时中国设备落后，无法采用机械化施工，所以大都以“人海”战术取胜。此时美国人也在修建一条几乎与铁路平行的公路，为了赶时间抢速度，要把美国人拉下马，外交部长陈毅特地派了一个得力的大使去加强对施工工程的领导。他派了曾被授予少将军衔仲曦东去督阵。仲曦东曾在捷克当过大使，有一股军人作风，颇有魄力。此时的仲曦东正在挨批斗，造反派正对他穷追猛打。周恩来告诉造反派头头，“立即放人！”仲曦东一到非洲，一头扎在铁路上，最后累得心肌梗死——心脏已到了危险的边缘……
这条铁路从1968年5月开始勘探，1970年10月开始动工，到1975年6月建成通车。整整花了7年时间，此时，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也是中国处于经济崩溃时期，65名中国工人为这条铁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与九个国家签订援外的成套项目有182项，其中越南就有100项，蒙古53项。派出的工程技术人员7558人次，建筑工人达25566人次。
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多达22个国家。此外中国还参加了灾后的人道主义的援助工作。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我国立即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旧币），但毛泽东听说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马上大笔一挥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15亿或20亿人民币”。毛泽东打肿脸充胖子，才建国4年的小弟弟竟与建国36年的老大哥苏联在出手方面较起了劲。
在援助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国家中，援助朝鲜至少达200亿人民币，另有数十万青年牺牲。援助越南至少也有200亿人民币，另有数千青年牺牲。
50年代，中国与苏联两个兄弟国家双方都撕破了脸皮，发生了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争吵。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被孤立，就在这个时候，在遥远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南欧，巴尔干半岛亚得里亚海之滨，有一个小小的国家叫阿尔巴尼亚。它曾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个小弟弟。它的面积只有28700多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台湾的80%面积，而人口只有200万人，只相当于中国大中城市里一个区的人口数。由于这个小国的领导人在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能够挺起腰板，向苏修发动攻击，支持中共反修的立场，从而赢得了毛泽东的欢心，称它是欧洲伟大社会主义的“明灯”。于是对他们的援助也就大包大揽了下来。毛泽东说过：“我们把他们包下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他们全国都饱了！”
为了感谢他们在国际上的支持，1968年9月29日以国防部长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时，受到北京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人民日报》称：“北京沸腾了，回荡在北京上空的口号声、欢呼声和锣鼓声，组成了一篇动人的中阿友谊的新乐章。”“欢迎的群众队伍，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向它两翼的宽敞大道伸展开去，一眼望不到尽头。”。欢迎一个国防部长竟调动几十万老百姓，声势如此之大，气氛如此热烈，政治宣传力度如此之强，由此可见中阿友谊达到了什么程度。
阿尔巴尼亚一首歌《地拉那——北京》的第一段歌词中唱道：“我来到伟大的中国，我们是同志和朋友，从阿尔巴尼亚来的时候，我带来整个的心。”虽然他们带来了整个的心，但是中国人却给了他们所有的一切，阿共书记霍查就这么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回答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阿国领导人讨得了毛泽东的欢心之后，在中国大规模的援助下，阿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富得流油的地步，这个土地贫瘠人民贫困的欧洲落后国家，被中共誉为“山鹰之国”。自从接受中国帮助后，他们就一步登天要在人民生活上赶上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他们要求中国帮助建设电视台，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看。40多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文革高潮，全国都在闹革命，生产基本上都停了下来，别说是电视机，连个半导体收音机都是稀罕物！但是他们却要求我们为他们提供电视机，而且要在农村的每个农业社里都有电视看。看起来霍查总书记说的“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还不够，应该还加上一句，“你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这个山地小国不生产棉花，当中国帮他们建设了纺织厂后，没有棉花怎么纺织，于是我们用宝贵的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送给他们。当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然后再卖给我们，中国人里里外外都做了冤大头。他们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成的。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中国却还要帮他们建设年产20万吨的化肥厂，生产的这些化肥如果施用在阿国的田地上，平均每公顷可施化肥400公斤，用这么多化肥量能把农作物全部烧死。
从1954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向阿国提供援款75笔，达100多亿人民币。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为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
而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大量援助的时候，正是中国大批饿死人的“三年人祸”及文革后期中国遭受唐山大地震的最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时期。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无偿地提供给了阿尔巴尼亚，仅粮食就达180万吨，这相当于一千多万中国农民一年的口粮！有许多复杂项目，在当时中国技术极为落后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就在中国人大批饿死的紧急关头，中国用宝贵的的外汇从国外进口粮食来救济濒临死亡线上的饥民。1962年，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掉转船头改变航向，朝阿尔巴尼亚港口驶去，卸下了全部的小麦。
这个只有200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小国，在中国的援助下，人人都变成了万元户。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平均工资水平每月仅二、三十元，那时如果在中国有个万元户，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大富翁，但是在阿尔巴尼亚，人人都是超级大富翁！因为他们的钱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来得多么容易，所以对什么东西都不珍惜。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从牙缝里扣下来的东西，万里迢迢给了他们，他们却把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任其糟蹋。
中国先后派出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工作，一看此情此景，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人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就遭到了批判。中方人员还一再提醒他们不要随便浪费物资，他们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地要，填不满的无底洞。听说中国发现了大庆油田，阿方就立即要中国无偿援助，让他们达到欧洲人石油消费标准，一旦愿望不能达到，反过来就破口大骂。
阿领导人霍查抽的烟就是中国专门为他生产的筒装“中华牌”香烟，霍查叫它是天安门香烟。但是阿方卖给中国的东西都是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中国包销。中国人还记得那时在中国市场上出售过一种硬盒的阿尔巴尼亚“钻石”牌香烟，这种烟抽起来有股马粪味，连他们自己都不吸，却带着国际主义的友谊推销给了中国人。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更是出奇更是离谱，中国竟无偿援助了阿1万1千门火炮。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现役炮兵装备也没有这么多啊！而这个人口不到200万人的小国，却要拥有1万1千门火炮，这是一支何等庞大的炮兵部队！？在没有战争情况下的和平环境下，难道他们都是战争狂人吗？后来这些没用过的火炮全部送进了炼钢厂当废铁熔炼了。
除了火炮之外，还有各种枪75万支（挺），各种枪弹15.64亿发，坦克装甲车890辆，炮弹822万发，飞机180架，舰船46艘，地空导弹系统两套，导弹224枚，鱼雷196条，汽车4230辆。
在中国文革后期的1974年10月，阿国领导人更是张开血盆大口，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为他们提供包括成套设备、一般物资和贷款三项共约50亿人民币的援助。一个已经迈向“高级共产主义天堂”小国，就这样贪得无厌地吮吸着庞大贫困的中国人民血汗！原来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幸福是建筑在中国人民痛苦之上的。而制造中国人民痛苦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
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把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资金投入到中国教育事业，就能让数亿中国农村儿童完成读完从入学到初中的全部课程。
后来中阿之间闹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把中国当成比苏修更坏更可恨的敌人了。
毛泽东对外国人的慷慨连当时的周恩来总理都被搞得心惊肉跳，每次把无偿援助的清单交给毛泽东过目时，毛泽东常常会在数字后面添上个“0”，把150万变成1500万，1500万变成15000万，使得周恩来头冒冷汗，紧张万分。
毛泽东就这样打着国际主义援助的旗号，慷中国人之慨，损害中国自己同胞的利益，干着吃里扒外的卖国主义勾当！他究竟是为谁谋幸福，他究竟是谁的大救星，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