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一时的刘涛
刘涛是刘少奇同王前所生的女儿，小名涛涛。在所有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四。上面的几个哥哥姊姊都去了苏联，所以在家里是实际上的老大。
王光美曾对人讲，刘涛从小的时候就一直被当作最好的孩子，王对她从来像对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爱护倍加，因此她一直很高傲。
王光美的话也许没有掺水份，但刘涛和弟弟刘允真在生母与刘少奇离异后一直不被允许与生母相见，想必对刘涛姊弟的心理成长有很大的不良影响。王前思念自己的亲生骨肉心切，曾屡屡恳求刘少奇允许她与自己的孩子见面，但都未得到恩准。据说刘少奇有一次竟恶狠狠地回答说：“等孩子死了再见吧。”
刘涛读的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文革”前考进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与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同班。后来，林豆豆因为学习跟不上，转入北京大学改读文科。
在清华与刘涛同过学的人回忆说：刘涛进清华的考试成绩本来十分勉强，后来她找到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问考什么专业有前途，陆回答进清华大学的自控系有前途。于是，刘涛就在陆定一的关照下进了清华。
作为红色公主，刘涛在学校被抬得很高。文革一爆发，她即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刘宁一（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女儿刘菊芳、王任重的儿子王小平、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等发起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形成了清华园的“革命中心”。
当时，清华大学“文革”筹委会主任是贺鹏飞（兼机械系“文革”主任），副主任是刘涛（兼自动控制系三革”主任），李黎风、刘菊芳两人是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前者兼工程物理系“文革”主任）。另外，乔宗淮（数学力学系“文革”主任）、胡劲波（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筹委会负责人之二）、王新民（王维舟之子，无线电系三革”负责人之二）、王苏民（当时中共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无线电系三革”负责人之二）等人都是“革命中心”的核心领导人员。他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
传闻当时贺鹏飞与刘涛关系甚密，曾提过将相豪门喜结良缘之事，不知后来为何没有成功。
运动之初，刘涛的行动得到了她父亲的支持，后来王光美又带着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也对刘涛支持有加。可没多久，由聂元梓等人写出大字报，掀起了反工作组的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得到江青乃至毛泽东的支持。
刘涛受刺激很大，开始反击，参加了聂元梓的阵营。她先同弟妹闹翻了，后来又与刘少奇、王光美大吵大闹，最后被赶出家门。一九六七年二月，她写出了数万字的大字报，揭露了刘少奇、王光美的“修正主义内幕”，被广泛传播。这对刘少奇的杀伤力不亚于毛泽东那份〈我的一张大字报〉。
刘涛后来也被赶下政治舞台，成了一名逍遥派。武斗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河北省承德市工作，后来又通过各种门路调回北京，在火车站工作。
回北京后，她同大学同学万润南结了婚，婚后生有一子名为万方。
一九七七年，刘涛与万润南因感情不合分手，孩子给了万润南。万润南后来娶了李昌（胡耀邦时代的中纪委书记）女儿李煜为妻。万曾是风云一时的四通公司总裁，也曾是志在得天下的民阵主席，后来在巴黎开了一家旅馆。
刘少奇外孙是滞法难民
刘涛的生母自离开刘少奇后即再不被允许与自己的亲生骨肉见面。刘涛长大后，居然重蹈自已母亲的覆辙，因为婚姻破离而无法与白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起生活。好在万方与继母相处得融洽。
一九七六年秋天，在云南省和缅甸交界处，中共边防部队抓获了一伙企图偷越国境者。其中的一位女子突然大胆地说：“我想见华国锋，请你们把我护送到北京，我是刘少奇的女儿。
这个女子就是刘涛，这次越境行动是她的第二个丈夫精心策划的。他们希望到美国去，和美国人作一笔交易，以高价出卖自己。刘涛随身带了不少资料，特别是有关刘少奇的一些情况。但实际上她的那此行料并没有多高的价值。
为此，刘涛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两年，最后，法院正式判了她两年徒刑，押期抵刑期，所以实际上她被宣布正式判决后接着就恢复自由了。
一九七六年刘涛叛逃未遂，十三年以后，他的前夫万润南为了躲避“六四”政治清洗，成功地越出国境，辗转到了法国。一段时间以后，据说万润南与刘涛的后代万方也被国内友人秘密安排偷越国境，但没有成功。好在此事没有被中共官方察觉，万方和继母李煜才得以在友人的帮助下取得了出国护照。万润南一家在法国巴黎重聚。
刑满后，刘涛曾使出种种手段，想回娘家，加入刘少奇的子女们的行列。她甚至不惜同生母王前闹翻，与同胞弟弟刘允真闹翻，一心想和王光美亲热。无奈当年她背叛得太过份，加上“叛国投敌”的罪名，王光美始终没有原谅她。
刘允真改名换姓苟且偷生
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小名丁丁）生于一九四六年，过去名不见经传。“文革”中，就是因与姐姐刘涛合写的大字报给了父亲致命的一击，所以王光美及子女们至今也绝不肯原谅他。
刘允真的一位小学同学回忆说，刘允真由于从小失去母爱，实际上成了一个可悲的畸型儿。在小学校园里，同学们见到的刘允真从来都是一身蓝布制服，绉绉巴巴地似乎从不换洗；瘦高的个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而且脸上永远像是蒙了一层灰尘。同学们很少见他说笑，而且也从来不和同学们一起欢乐地玩耍。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不好，总是一分、二分、三分。读到初中三年级时，家里虽然请教师为他恶补，但仍然没有考上高中。他想去学摄影，但父亲不同意，主张他学一门专业知识。于是他报考了位于北京丰台地区的北京农业学校，并选择农业专业，于一九六三年入校。
据刘允真当时的同学在回忆中记述：北京农业学校的前身是位于茶甸的青年农场，而青年农场的前身是一个劳改农场。学校有一千多亩地，都由学生来种，尤其是刘允真所选的农学专业的学生，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农田里干活，劳动多，也特别苦。但学校并没有因为刘允真是刘少奇的儿子而给他任何特殊的照顾。
“文革”之初，工作组一进校，立刻根据刘允真的身分将他安排成学校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但他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是个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叫张丰。
运动刚开始时，刘允真非常热情，脱下了蓝色的学生装，换了一身当时最时髦的褪色军装，戴顶军帽，腰里扎条皮带，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
工作组撤离后，刘允真感觉运动发展得有些蹊跷，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带着张丰到中南海走了一趟，但当时已经处境十分微妙的王光美只是在中南海传达室见了他们，说了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让他们回去了。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出笼后，刘允真立刻完全消沉下来。有一次对同学发牢骚说：“没想到我这个‘三太子’如今竟成了‘狗患子’。”
刘少奇被公开点名批判后，刘允真一度也为自己父亲辩护，举自己大姊因为中苏关系破裂而不准回苏联工作的例子，说明自己的父亲不是“中国的赫鲁雪夫”。
运动参加不上了，刘允真便整天无所事事，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枝汽枪，在校园里打乌玩，于是被造反派们认为是向革命群众示威。
但是，还不满二十岁的刘允真很快就承受不住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了。因为中南海已经回不去了，生母王前趁机召唤，再加上江青等人的威逼利诱，他终于迈出了令他一生再也无法原谅自已的关键一步。
同姊姊贴出揭发父亲的大字报，坚决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后，刘允真并没有被“革命群众”原谅。一九六七年开始毕业分配时，学校表示这届毕业生都可以安排中小学教师职业，于是同学们都欢天喜地地在志愿书上填上北京城或离城近的单位，唯有刘允真只写了四个字：“服从分配”。可是，哪个单位一听是刘少奇的儿子，立刻拒绝接收。
这年冬天，他被分配至北京最边远、最艰苦的延庆县，在一所中学里当伙食管理员。此后，其境遇又比当学生时悲惨更多，学校里每搞一次批判大会，都把他拉到台上当刘少奇批斗。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一声令下，他才被接回北京城里，安排在一家汽车厂工作。
当时他想成家，但那些介绍来的姑娘一听是刘少奇的儿子个个逃之不及。好不容易有一位汽车公司的女调度员承认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完婚没有多少时间“文革”也结束了。
父亲被正式平反后，王光美及子女在追悼会上不愿与刘允真打声招呼。虽然他在自己的家里虔诚地端挂着父亲的遗像，但在继母和兄弟姊妹们眼里，他已经被开除出刘氏家族。
也许是不愿意离刘家众子女太近的原因，刘允真自海南省开始开发后，立刻主动放弃北京户口，举家迁到天涯海角，没事便站在海边遥望着没有尽头的海面。父亲虽然不是直接惨死在他和姊姊刘涛的手下，但姊弟二人毕竟在父亲最危难的时刻助纣为虐，从背后捅了一刀。
现在，查遍海南省的户口簿，人们已经再找不到“刘允真”这个名字。他不愿人们因为这个名字发现他的身世，已改名刘丁“丁丁”是父亲生前给他取的乳名。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