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父子没有“文革”血泪史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对成千上万名中共老干部下了毒手，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帽子却始终没有给曾山戴上。
一九六七年，“造反派”开了曾山的批斗会，周恩来于当年九月二十七日做了“关于曾山同志的四点指示”：一，错误可以批判，性质应由中央来定；二，他的活动听命于中央，你们不能干涉；三，外来单位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立即撤出；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在林彪当了“接班人”的中共“九大”上，曾山由毛泽东钦定仍然继任中央委员，直至一九七二年去世。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毛泽东恨不能把刘少奇、彭真、贺龙等一大批中共元老置于死地而后快，却单单对曾山如此保护，可见曾山内务部长工作和他在毛泽东眼中地位之特殊。
一九七二年，曾山在一个老干部的追悼会上，拍着胸脯向周恩来说自己的健康没有问题，但这话说了没有几天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曾山去世后，周恩来下令全国各地被下放的中共老干部，无论是否已经“解放”，统统接回城里进行体检，凡有患病者，一律保证住院认真治疗。因此，当时在江西下放的邓小平、陈云等人都托了一次曾山的荫福。
熟知曾氏父子的上海人分析说，幸亏曾山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及时过世，如果继续活着的话，极有可能被毛泽东在“文革”中进一步起用，无法保持所谓“革命晚节”，而到邓小平时代白日然就成了“四人帮”的政治殉葬品───如同当年上海的马天水一样。邓小平至死也还不愿意彻底否定毛泽东，事实上中共在选拔干部，尤其是在选拔高干子女担任领导职务时，绝对是以其本人家长在“文革”中是否被毛泽东整过作为一条不成文的划线标准的。
近年来，陆续在海外媒介被曝光的太子党成员中，仔细数来，个个都有文革时期的“血泪账”，而几乎所有在“文革”中没有挨整而且还被毛泽东委以重任的中共老干部，“文革”结束后重则被指为“卖身投靠四人帮”，轻则也要被迫辞职或提前离休，其子女也都不大可能挤进“接班人”的圈子，如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无一例外。
曾山“文革”中的日子好过，曾庆红自然也就没有吃太多的苦头。“文革”中历经磨难，甚至下狱坐牢是至今绝大多数中共“太子党”成员得引为自豪的“政治资本”。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在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委书记后，曾庆红与之保持了“政治上的高度配合”，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八九年与江泽民一同处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准备刊该报与北京《新观察》杂志合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纪要”，此消息由《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首先向境外记者透露，有一份港报于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来，恰好被当时的上海市宣传部长陈至立看到。
当时，曾庆红就把陈氏的话转告江泽民，在江的指示下，曾庆红和陈至立出面约《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要求调阅《导报》“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纪要”的文章清样，阅后即命令钦本立将三万五千字的座谈会纪要删节刊出。
被删节的内容包括：牵涉到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内容，等于是抽去了整个座谈会的全部精髓，所以为钦本立所拒绝。后来江泽民亲自召见钦本立，严厉指责他违反党纪，随即派“工作组”进驻导报。（后该事件成为六四事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9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在北京召开的关于落实压缩报刊工作的省市委宣传部长、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提出《世界经济导报》必须撤销登记、停办。中共上海市委同意撤销《世界经济导报》的登记。至此，《世界经济导报》停刊。）
据当时的《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先生回亿，一九八八年，曾庆红还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内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开会，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况。会上他对《导报》的人说：“你们离中南海最近，离国务院最近，离体改委最近，信息最灵。以后要多和市委通通气。”
这件事说明“六四”前《导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说明曾庆红、甚至江泽民一度要利用《导报》，后来却又“卸磨杀驴”。
曾庆红在事先能发现《导报》未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时查禁，获得江泽民的赞赏。在市委干部会上，江泽民特别表扬此二人“政治警觉性高”，如果曾、陈两人漏查了导报，那么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历史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副样子。江泽民在获知自己将高升总书记之后，惊喜之余，首先就想到了曾庆红。
一手策划“反腐救党”
从周北方下狱到北京市官员集体贪污案被中共自动对外曝光，和陈希同的“引咎辞职”，这场反腐败运动的头三脚踢出后，江泽民的政治行情陡然看好，人们认为过去轻看了江泽民，“没想到他还真有两下子”。
北京知情人士则透露说：具体给江出谋划策并暗中掌握一批高层腐败案件反备不时之需者，都是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曾庆红。
曾庆红自一九九三年初被安排为中办主任后，立刻担负起对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编译局等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任务，在对内宣传系统、组织系统的审干工作上也插进一手。除了国务院系统的经济工作和军委系统的工作，其他各方面曾庆红几乎样样染指，成了名副其实的江泽民大内总管。
曾还以中央政策研究室为基地，组织一批对新权威主义情有独锺的中青年政治学者，定期组织所谓“课题研究”，给江泽民出谋划策；以“调研”为名，为江泽民秘密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其范围上至国务院、军委系统，中至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机构，下至各地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无所不包。
曾庆红曾经在中办系统的工作会议上公开讲：我们这班人的工作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当好助手，二是当好参谋。
曾庆红利用掌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藉政策调研为名，行秘密调查之实，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配合下，迅速而直接地掌握了大量地方诸侯及国务院实权部门的贪污腐化、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事实。对于先由中纪委掌握的案情，曾庆红更是借口“统一研究部署反腐败工作”，要求中纪委随时汇报工作进展。
对中共一年来在经济领域内进行动作较大的清查活动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中央打击矛头首先指向山东、广东和北京的地方负责人。
一九九四年，主要对山东省境内的走私问题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扫，弄得姜春云和赵志浩一反过去趾高气扬的态度，变得十分小心谨慎。一九九四年底至一九九五年初，又先后开始调查广东人大常委副主任欧阳德、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的经济犯罪问题。
在此之前，曾庆红通过出日己手下的秘密渠道，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配合下，先后掌握了十六件北京市的腐败大案，件件都是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所谓“大案”、“要案”。
至此，曾庆红已经是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北京市的十六件大案因王宝森的自杀，很多断了线索，但除了已经入狱的周北方、陈小同、欧阳德等人的案子，据说曾庆红手中仍有二十余个，其中任何一件都可以拿出来当做打击政治离心力量、震慑地方诸侯或国务院部委大员的致命武器，足以为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撑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