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导致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农村地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多年，影响到的知青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
知青们在艰苦落后的农村地区耽误了学业和事业，浪费了青春，失去了最佳年华。在云南和北大荒等地区，知青被迫害甚至强奸的事件不断发生。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最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就是这样一场影响无数人命运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却只占了一页的篇幅。该书指出：“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不过该书也承认：“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材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
上山下乡运动目的何在？
毛泽东为何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有人说，毛泽东在1968年要稳定局势，所以要把造反的红卫兵赶出城市。也有人说，毛泽东是带有乌托邦理想的诗人，想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而当时的宣传则是说，这是为了“反修防修”和“缩小城乡差别”。
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倒是说了实话，那就是严重的就业问题。该书指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仅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想出了把这些初、高中毕业生送到农村“接受锻炼”的“高招”。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让知识青年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教育知青的重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在号召知识青年下乡之后，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具体指示，也没有说知青的“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这些“革命接班人”在他心中的份量可想而知。
上山下乡从自愿到强制
就业问题早在建政初期就形成了，而上山下乡也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只是在文革期间才达到了高潮。
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同年12月，毛泽东表示：“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从上面可以看出，建国初就逐步推动上山下乡政策来减轻就业压力。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在初始阶段，知青下乡还有一点自愿的成分。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开始带有强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文革开始以后，由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严重，中共将上山下乡政策推向了高潮。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至此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号是：“下乡光荣，不下不行。”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閒饭》，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使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这里有两个数据：仅在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又有750多万人上山下乡。
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又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
知青用返城行动否定上山下乡
满怀热血的知青们来到广大农村之后，许多人经历了生活困难，政治迫害、文化生活贫乏、理想幻灭等问题。
于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了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
1976年5月，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与此同时，知青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回城。
当时，许多干部的子女，即使是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一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中国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文革结束之后，邓公意识到上山下乡政策无法再持续下去。1978年3月，他在内部谈话时表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此举让成千上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连调查组组长和一些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
1979年2月，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在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浪费的青春无法补偿
政府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只有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