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兄弟　爱睁眼说瞎话

伺机东山再起胡耀邦和他的子女们

发表：2011-07-05 12:24

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后，大陆政治气候亦随市场经济大潮略有转暖迹象。于是，因为父亲失势、“六四”事件两大原因而蛰伏数年的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也略有活跃迹象。开始是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接着又被推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一时间，京城内纷纷传闻胡德平“东山再起”，党内职务可能进入中央委员序列，行政级别也会向省、部级靠拢。但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中并没有胡德平的名字。不久经最高层决定，胡德平出任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到了一九九六年，有关胡德平高升的传闻又起。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了“扬胡抑赵”，对胡耀邦的“热情”明显增加，他曾前往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墓拜谒，一九九五年除夕之夜，江又亲自去慰问胡的遗孀李昭。年后，胡德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江泽民的“十二大关系”，被视为胡向江靠拢的一个迹象。

一九四二年，时任国民政府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与延安女子大学学生李昭成婚。这是后来曾官至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记录。婚后，两人感情甚笃，先后育有三男一女，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

次子所以取名刘湖是时局所造成。刘湖生于一九四五年，不久胡耀邦赶赴前线作战（国共内战）。于是，胡耀邦夫妇把未满四十天的次子送到陕北老乡刘世昌家里寄养。刘世昌爽快地答应寄养孩子的托付，胡耀邦非常感动地说：从现在起，这个孩子就是老区人民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刘，名字也要你来取。刘世昌思来想去，建议孩子取名“刘胡”。胡耀邦说：也好，不过“胡”字要加三点水。

刘湖对外睁眼说瞎话

刘湖曾任国务院对外贸易部进出口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后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技发展和技术进出口司长。

在一九九六年中美知识产权和核子科技的争执中，刘湖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用“中国立法管制敏感的科技出口”之美名，以脱中共因被控出售核子技术给巴基斯坦之丑陋名声所备受的攻击。

刘湖对外睁眼说瞎话，宣称说：“中国一向主张、禁止和摧毁大规模杀伤武器，我们赞成采取必要的步骤，其中包括由国际监督敏感产品和科技、遏止这类武器的扩散。”（美联社，北京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电）

胡耀邦的幼子胡德华生于一九四九年，当时胡耀邦在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任政治部主任，兼太原市军管会副主任。少幼时代在北京高干子女幼儿园和高干子弟学校度过，成年后到部队当兵，后被保送进南京的一所军事学院，一九七七年毕业，留在南京部队工作。据说，胡德华大学毕业后，是自己主动向胡耀邦表示留在外地工作的，因为这样有利于正在京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父亲开展工作。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前几个月，胡德华才调回北京，在一所大学里任普通教师。

胡耀邦的女儿生于一九五三年，随母姓取名李恒。“文革”中，李恒曾在工厂当工人，七六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曾任《中华内科》杂志编辑，后到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做过一段访问学者。李恒的丈夫名刘晓江，系解放军现役军官。

胡德平的“太子”身份

胡德平生于一九四二年。一九六三年，胡德平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六七年毕业前夕，邓小平、胡耀邦先后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线人物，邓朴方、胡德平也成为黑帮子女，被聂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勒令接受检查，共蹲专政堂。

“文革”后，胡德平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侯外庐的硕士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后，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当研究员。一到历史博物馆即为建立该馆的考古部奔走。如果说上级主管部门为他的执著所感动，还不如说是那些文化官僚们惧于他的“太子”身份。

一些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工作者多年梦想而未能成真的事，在胡德平手里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该馆的一些学术人员很为此事兴奋，庆幸本单位有了个胡德平这样的“太子”，今后什么事情都好办得多了。事情本身说明了中共“党天下”统治的荒唐。

成立后，胡德平出任部长，不久又出任了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胡德平大胆地肯定：无产阶级时代的生产力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历史...

一九八四年，胡德平作为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自此，他似乎决意要在政坛宦海里决一浮沉。当时，包括陈云等中共政治元老的子女，也都被以“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特派员”名义进驻地方党委或中央机关，目的当然是要给“红色接班人”以锻练机会。

这段时间里，正是胡耀邦在中共政坛上的顶峰时期，也是胡德平最活跃的时期。他在武汉所做的一件最具影响力的事情就是支持创办了曾经轰动一时的《青年论坛》杂志。

该杂志名义上是挂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名下，在杂志的创刊号上，胡德平发表了〈为自由鸣炮〉一文，立刻引起强烈反响。文章立论大胆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共总书记长公子的大作，从中可以窥见中共高层的思想动态。

胡德平在文章中说：“奇怪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人对自由或是噤若寒蝉不敢问津，或是嗫嚅起起，不敢越雷池半步；或是心向往之，却把自由和‘自由世界’划同等号。笔者有感于此，愿为自由鸣一炮，以求学术上彻底明确地探讨，并希望‘自由’两字在政治上不要永远成为一种避讳的字眼。”

在文章中，胡德平大胆地肯定：“无产阶级时代的生产力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历史，就给雇佣者带来的自由也是以往几千年来不可比拟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人的自由做出了精彩的论述，又提炼为政治宣言，并制定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纲领，领导了革命实践。”

胡德平说：“中国现在付出的沉重代价与其成就不能成比例，我们可以说是党对国内外的总形势长时期做了过“左”的估计，连续不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经验不足，过多地抄袭别国经济体制的模式，这些都冲击、破坏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同时还有种种原因，使我们党内民主、国家政治民主、社会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制化。”

他认为，还有一个更为隐蔽的原因，就是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致“我国人民远未赢得自由，我们党也远未赢得自由”。

胡德平的这番言论发表在八十年代中期。十年之后，这些言论仍然是违禁内容。

妻子当官被人抓住把柄

从整体上讲，大陆许多高级干部子女中，胡耀邦子女的口碑还是不错的。但胡德平妻子由一个普通的大学助教突然冒升为厦门市副市长一事，还是给胡耀邦带来不少麻烦。

胡德平妻子安黎，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女儿，毕业于清华大学，八十年代初到北京师范大学现代化教育研究所担任一名普通助教。一九八四年，中组部突然派官员到北师大了解安黎情况，并要求调走她的档案。不久，安黎被中组部直接安排入党，然后就不见人影。事后，人们才知道她已出任了厦门市副市长。

为此，一九八五年底的学潮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组织与大学生对话时，北师大的学生代表将此事郑重提出，认为这是中共干部特权的典型。

当时的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中纪委书记李昌都当面对向学生表示“一定追查此事，如果属实，一定妥善处理。”

“太子”胡德平不承认自己是“太子党”

一九九六年二月，胡德平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日本。二日晚，他接受了日本《留学生新闻》记者蒋丰访问，谈及“太子党”，有如下一段对话：

记者：你可以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了。

胡德平．谁说我是“太子党”？我不是“太子党”。

记者：但外界至少是这样说的。比如何频、高新写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中，你就在册。你有没有看过那本书？

胡德平：我有那本书，但还没有来得及看呢。

记者：你怎样看“太子党”的问题呢？

胡德平：“其实，我们这一代优秀的人并没有被推荐到领导岗位。比如说我认识的优秀的人，确实是开国功臣的子女，确实是十大元帅的子女，也没有当官呵。

“另外，领导人的后代与一般经历的人相比，在知识面、接触面上会更广一些。对他们更应该给予好的教育。”

“太子党不应该与丑闻联系在一起。有些太子党总是和丑闻联系在一起，这实在不好。还有些太子党想做官，又不想离开北京，又闹着要提拔，我也看不上。总之，对太子党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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