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元旦前后的佳木斯市，气温降至零下30多度，隆冬的阳光疲软地照在厚厚的积雪上。位于郊区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59岁的哈尔滨知青姜盈国面带微笑地在活动室里走来走去。
“我21，他22。”姜盈国指指旁边的北京知青陈平原，“我年轻。”陈平原张著嘴，嗓子眼里发出“吭吭”的笑声，口水顺着嘴角不住往下流。
姜盈国的记忆定格在他的21岁。
1975年的某一天，黑龙江友谊农场拖拉机手姜盈国上夜班。突然，拖拉机发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我压死人了！”姜盈国闪过一个念头，仓皇逃离。次日，一起下乡的知青特意跑到地里去看，“哪来的什么人，明明是稻草。”
但姜盈国坚持认为自己成了肇事者。此后，他整天念叨着警察要来抓他，接连数月不洗漱、不理发。几年后，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09年4月，转至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
这是一所俗称的“知青精神病院”，建成于2008年底，目前集中收治了94名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地的知青及知青子女。一段疯狂、热烈的青春烂漫之后，他们以一种相对安静的方式留守在这片散发著麦香的黑土地上。
“刘少奇万岁”
一张横幅让赵印宝的命运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裂变。
他记不得自己为什么写下“刘少奇万岁”。那个时期，人们“被接受”的五个字，本该是“打倒刘少奇”。
“就那麽写了。”赵印宝挂著惯常的笑容，左手托腮，脑袋上扬，一副“混不吝”的劲儿。如今，这个63岁的北京知青只记得自己家住丰台，是属小龙的。高兴了，会说出一句俄语；表扬他两句，会再说上两句英语。
留守在宝泉岭农场十队的北京知青任友善，当年和赵印宝住在同一间宿舍。在他的印象中，赵印宝平时没什么劣迹，也不大讲话。唯一一次“犯浑”就是写下了那张“天杀的横幅”。
“在那个年代，这哪儿成啊。”留守北大荒数十年，任友善说起话来还是京味儿十足。
横幅贴出来两三个小时，赵印宝被抓走了，之后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由于是工人出身，又没查出更多劣迹，不久，赵印宝被放了出来。
回到农场后，他的日子照样不好过。任友善说，当时所有脏活累活都少不了赵印宝。一到批斗，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活靶子”。“你注意到赵印宝的门牙了吗？那就是批斗时打掉的。”让任友善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打手”往往由一起下乡的知青扮演。
受了刺激的赵印宝逐渐反常起来。任友善记得，某个阳历年前后，他们坐着斗车到100多里地外去砍树。正值北大荒最冷的时候，风在耳边呼啦呼啦地刮著，脸刺得生疼。为了挡风，知青们一个个都是后背朝前蜷缩著，只有赵印宝，居然敞着棉衣，面朝前方。
1973年，赵印宝由姐姐赵桂兰接回北京。在他的病历上，写有“自言自语、自笑、胡言乱语”等症状——“他说自己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和毛主席一起制定解放台湾计划，说包产到户是他制定的，还说自己是周总理的儿子。”北京安定医院对赵印宝的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
2004年，由于不堪重负，赵桂兰将赵印宝送回黑龙江农垦，纳入农垦医保，住进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建好后，又挪到了这里。
上海知青薛鲁波则是因为1972年在浩良化肥厂因入党问题未能如愿，进而逐渐失眠、疑心大，总以为有人要害他。1973年，被家人接回上海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我父母都被人害死了，那个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在安养中心，薛鲁波的眼睛瞪得很大，几根长寿眉跟着乱颤。
知青吴庚妹
“这些知青的患病因素很多，有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有因为返城回不去的，也有不少因为感情问题。”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对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
上海知青吴庚妹的故事足以放进那些知青题材的剧本中。
1972年，和所有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年轻人一样，吴庚妹从灯红酒绿的上海来到了北大荒红卫农场。下乡期间，吴庚妹爱上了一起来的一个上海知青。在当地人的描述中，这是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当老师。因为种种原因，吴庚妹一直把这份爱情埋在心里，埋得久了，生根发芽了，对方却并不知道。
1978年，小伙子跟着大队人马返城，吴庚妹却留在了农场。
留守下来的吴庚妹落落寡欢，不久，变得抑郁起来，并开始独自一人在农场溜达。大家暗地里说，这个挺漂亮的上海女人已经疯了。无奈之下，农场找了个叫汪世贵的单身汉照顾她。很快，吴庚妹和比她大27岁的汪世贵结婚了。一个老光棍找了一个年轻的女疯子，在人们看来，这算是桩不错的姻缘。两人婚后生了四个孩子，但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
婚后的吴庚妹疯得更厉害了。而由于汪世贵本身就有癫痫，根本没办法很好地照顾妻子。
“那个男人很窝囊，对她不好。”留守在红卫农场的支边青年孙丁康回忆说，孙和吴庚妹是上海老乡。
之后，吴庚妹被送进汤原县精神病院，医药费由农场和她本人的工资支付。一段时间后，又转到了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
汪世贵并不乐意妻子住院，他隔三差五地跑到农场去要吴庚妹的工资。红卫农场民政局局长李建军回忆，“吴庚妹每月二三百块钱的工资，医药费都不够。可老头不干，让农场把工资给他，他把吴庚妹带回家伺候。”
折腾了一年多后，2008年春天，汪世贵终于把吴庚妹领回了家。回家不到两个月，吴庚妹死了。“她是在街上溜达，被车压死的。”孙丁康说。另一个浪漫的说法则是，吴庚妹死在了年轻时常去的白桦林中，死时一丝不挂。
2009年5月，汪世贵因病去世。
让人扼腕的是吴庚妹的大女儿汪远芹。如今，她和母亲一样，住进了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这应该说是遗传。”李建军认为。但坊间相传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汪远芹16岁那年，曾遭人强奸。
“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犯病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想不起来了，”这个27岁的女孩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我爸说我妈死了，电死了。”
提起母亲的死，汪远芹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她甚至完全记不清母亲的模样。如今，她更愿意留在安养中心，穿着大号的病号服，重复著一遍遍扫地，用手神经质地擦桌子。
明明有收割机，但偏让你拿镰刀去割
同样因感情问题受了刺激的北京知青张慧颖认为，自己到北大荒，以及现在在安养中心，都是为了“吃毛主席的饭”。她甚至坚信曾经一起来的北京知青们都住在这里，不曾返城。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印着毛主席语录：“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自此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2000万名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们兴冲冲地奔赴黑土地、大草原、黄土坡、橡胶林。其中，54万人来到了白雪覆蓋下的北大荒。
早在1947年，北大荒的建设就已然开始。最先进驻开垦的是10万名复转军人。从1959年开始，又有一大批支边青年，响应支援边疆的号召，屯垦戍边。这算是北大荒的第二代开垦者。
“其实当时之所以号召支边青年进驻北大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给之前来的军人们解决婚姻问题。”几十年后，黑龙江农垦总局有工作人员作出这样的解释。
北京知青任友善、赵印宝等人下乡是在1964年，算是较早的一批，但也归入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行列。
“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吃饱饭。”任友善记得很清楚的，是当年城市里的“低标准”——每人一天9两粮食，“吃不饱啊，再加上城里找不到工作。来这儿当农民好歹是个工作，总比饿著强，就这么来了。”
“吃是吃饱了，但那个历程简直不堪回首。”任友善记得，最先要适应的就是气候，“冬天冻脚啊，肿得老高。后来学会了，得买大鞋，往里面垫草、垫玉米叶。”还有一些苦是人为制造的，“比如收麦子，明明有收割机，但偏让你拿镰刀去割，社会主义小镰刀嘛。”
“下乡是为了工作生活上的事”“政治思想学习好，文化知识水平高”，安养中心的北京知青李大水经常自己一个人编些词念叨，动辄还会高声背上一段毛泽东诗词，唱几首红歌。1968年到859农场下乡的李大水，刚来了没多久，就从马上摔下来，摔成了脑震荡，此后经常自言自语，精神出现异常。
张慧颖至今念念不忘“割麦子”、“种大豆”，“等我出去了还能割，我就是干活的命。”
断线的风筝
“经历了‘上山下乡’，没有吃不了的苦。有这个心路历程，以后什么都吃得消了。”和大多数知青一样，任友善有着“劫后辉煌”的感慨。
真正让他难过的，是始于1976年前后的知青大规模返城。由于已经在当地安家，任友善只得留在宝泉岭农场，“眼看着农场空了，宿舍空了，心里也空落落的。但那时确实没办法，我身体不好，如果不在这儿成家，我根本活不下来。”
据《饶河农场志》记载：“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3000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黑龙江农垦精神病防治院办公室主任宋斌透露，最终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有两万余人。
“我们这里的二三十个患者，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安养中心精神科主任吴斌介绍，他们得的这个病，很多人家即便知道了，也不见得愿意来找，“父母在的估计会找，父母不在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要相对淡漠些。”
北京知青鲍丽丽就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刚从857农场送到安养中心时，鲍丽丽只有48斤。贫血、低蛋白，严重的类风湿更是使得她的手脚都变了形。吴斌介绍说，鲍丽丽发病据说是因为谈恋爱，最初治疗过一段时间。后来农场找了个人照顾她，给她吃的穿的。近些年，农场条件好些了，就把她送进了敬老院。在敬老院里，鲍丽丽摔成了骨折。
骨瘦如柴的鲍丽丽已经无法说话，偶尔，她会睁大着眼睛，从嗓子里发出含糊的声音。只能通过声调，判断她说的是什么。而今，她会发的几个音节，除了“吃西瓜”、“吃香蕉”外，还有“海淀”和“回北京”。
吴秀菊甚至记不清自己的家在北京还是上海。“上海宣武区。”她擡擡眼皮。过一会儿再问，又会说，“一半北京一半上海。”
李启是在北大荒红星农场十八队下乡的北京知青。说是知青，但根据其断断续续的描述，他其实是被一个想要返城的知青骗来的，“他插队10年，想回城，说这儿好，可以过来种地，就把我换过来了。”来后不久，李启出现了一些精神异常的症状，病后一直由所在农场的一个职工照顾。2009年4月入住安养中心。
农垦的尝试
最早提出成立北大荒安养中心的是黑龙江农垦总局残联理事长董兴业。尽管下过乡，但董兴业从来不认为自己有所谓的“知青情结”，“我1969年下乡，待了4年，之后又当了22年的兵。”
2001年，董兴业开始关注起精神病患者的生活状况。他最想改变的，是目前我国精神病人的一元化治疗，“我们应该成立多元化机构，集康复、安养和治疗为一体。”
此时，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院长黄春光跟董兴业提起了知青中的精神病患者。董兴业决定通过解决知青这一群体的问题，建立一个新型的康复机构。此后，他们在知青精神病患者中展开了一系列调查。
2006年6月，董兴业正式开始统计知青精神病的数字。当时统计到的是207人。到了2008年12月，只找到了167人。其中，死亡20人，失踪20人。另一个针对137名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董兴业发现，60岁以上的只有3个，70岁以上的只有1个，“这些数据说明，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精神病人的养老院。”
2006年中下旬，董兴业在农垦总局的一次会议上用一分钟进行了汇报。研究讨论了三四分钟后，总局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
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在佳木斯落成。盖楼的钱由农垦总局来出，医药费则来自知青们各自的医保。在董兴业看来，这也是安养中心必须具备的特点之一，“过去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采取救济的方式，这种救济导致的，一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二是官本位行为。我们要摒弃所谓的救济，把安养中心置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北大荒发展到今天，我们要感知青们的恩。”
但安养中心有工作人员透露，知青们的医保无法支付所有医疗费用，不足的部分的则需要医院自己搞创收，“这种情况维持下去，医院负债只会越来越多。”
董兴业坚持认为，安养中心绝对不能等同于精神病院。在它的后面，有一个小型的康复农场。楼里，有图书馆、卡拉OK厅等，“我最担心的就是到头来还是建了一个铁笼子，改过去各个农场的分散关押为集中关押，改简陋关押为豪华关押。我希望他们生活在阳光下，共享现代社会的文明。”
这个新型的康复机构，在办手续时遇到了不少麻烦。直到如今，它还是一个证件不全的单位，也只能挂靠在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下。“我们去办手续的时候，相关部门拿了个表出来，说在批准建设项目的条目里，没这个东西。之后，我被赶了出来。”董兴业说。
据农垦总局的工作人员透露，安养中心成立至今，在农垦系统内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这可能和农垦的性质有关，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农业。养两千个精神病人，在黑龙江省没有什么人会评价这个事。如果养两千头牛，种两千亩地的话，关注的程度就不一样了。”
几十年的返城梦
“军垦精神教会了我们踏踏实实做人，知青们带给我们的则是精神，他们告诉我们世界很大。”红卫农场民政局局长李建军记得，他的很多老师都是知青。
“我们刚来的时候，东边全是树林、草甸子，我们睡的是‘马架子’。”支边青年孙丁康捂著厚厚的棉衣，戴着毛茸茸的帽子，操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在那个一片荒芜的年代，正是知青们给这里带来了现代文明，他们教会了当地人刷牙、用纸擦屁股。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永远留了下来，衣着打扮和当地人没什么两样，但乡音大多未改。
安养中心的知青们拼拼凑凑的记忆残片中，尚留着家的位置。
“崇文区。”李启一说，嘴角就往下耷拉，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而陈平原则会哆嗦著嘴唇，淌著口水，费劲地说“三里河”。
天津知青安俊芹一直念念不忘“大麻花”，“麻花好吃，比包子好吃。”这是个大嗓门，说起话来满口天津味儿。每天早上天一亮，就扯著嗓子唱歌。安养中心护士长孙萍如果哪天没听见安俊芹唱歌，就知道她肯定是哪不舒服了。“是老师让我来这儿唱歌跳舞的。”安俊芹一心记着自己的“使命”。在安养中心的娱疗计划中，的确有不少文体活动和户外活动。每到这时，安俊芹和一个叫武春玲的知青子女就成了绝对主力。
北京知青潘金成也在宝泉岭十队下乡，和赵印宝、任友善是一批。尽管整日和赵印宝打照面，但两人根本不记得对方。他们共同的记忆，只有北京。“北京有公园、花园，有陶然亭、大栅栏、王府井。”潘金成掰着手指头。
“想回去，但回不去了，车站没了，静止了，飞机也静止了。”张慧颖说这些话的时候，仍是笑靥如花。
护士长孙萍说，安养中心很多知青的记忆已经衰退到了几岁的孩子的程度，“这样也好，那些最痛苦的回忆，倒是给抹掉了。”
安养中心的知青们平时罕有交流，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各干各的，或走来走去，或呆坐着，整整一上午，目光聚焦在某个点上。有时，那个叫李大水的北京知青会高声背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任友善认为自己终有一天要回北京的，在北大荒待了40余年的他甚至从未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从下乡那天起，我就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家。这地方再好上十倍百倍，我也想回去。”
上海知青薛鲁波的妹妹薛鲁英一心想把他接回上海。“我哥哥以前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的，农垦那边出医药费。住了十几年，每个月得花几千块钱。到后来农垦不愿意出钱了，就把我哥哥接到了佳木斯。在那儿住便宜，可是离得远啊，我们家人都不好照顾。”2009年10月，薛鲁英来到佳木斯，想把薛鲁波接回上海。一是为了转院，二是因为其父留下的老房子，写有薛鲁波的名字，需要带他回去做个公证。走到半路，兄妹二人发生了矛盾。最终，薛鲁英还是把哥哥送回了佳木斯。
“那个妹妹是假妹妹。”薛鲁波很肯定地说。但次日，他又换了种说法，“我妹妹一个月前已经死了，被人害死了。”
薛鲁英还是坚持要把哥哥接回上海。“上海医疗条件要好些，而且家属都在的呀。”至于医药费，她的意见是，国家应该出一部分，剩下的家里可以添点儿。
想回家的不仅是目前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甚至包括那些已故知青。当地人都知道，虎林农场的知青墓，在那里，一块块小墓碑杂乱地排列著，朝着他们各自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