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就一定清贫吗？这个问题在民国时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学术氛围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民国时期，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多数是比较宽裕的。据史实，在1920年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辜鸿铭、马叙伦、蒋梦麟、沈尹默、马寅初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当时的1块银圆在上海可买7斤猪肉。
以梁启超、胡适和鲁迅三人为例，分析知识分子当时的经济收入：
1912年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报》。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说，“《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足自给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不仅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而且经济收入达5万多银圆。梁启超跟商务印书馆的来往也很密切。根据1922年10月他和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通信，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为40％；而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圆（约合今人民币800元）。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决心退出政界，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胡适在1917年6月9日从纽约启程，搭乘海轮；7月10日，轮船到达上海，胡适立即专程回到安徽绩溪老家，探望久别的母亲，并小住一个月。开学之前，他北上来到首都，应聘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这一年他实足26岁。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1万多元。而他住的北京大学教员宿舍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还有200多银圆节余。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北大开学以后，他在9月30日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适之薪金已定每月260圆。……教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不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上课一个月后，立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而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9年，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每月收入700多银圆，相当于现在的2万多元。而当时上海一个4口之家工人的每月生活费不到40银圆。对鲁迅的研究到现在，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但几十年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经济状况。《鲁迅全集》最后两大卷是《鲁迅日记》，研究者多半以为是写感想、写交往的。其实，700多页的《鲁迅日记》中总共有几千处是记录他的经济收入的。从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6年去世，24年中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记录收入情况，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这些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自由思考，得益于他殷实的收入。
书，在鲁迅看来，简直比吃饭更有价值。侍候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帮工王某回忆：有一次，母亲劝鲁迅买几亩水稻田，供自家吃白米饭，省得每月向粮店买大米吃。鲁迅听了笑笑说：“田地没有用，我不要！”然后又大声说：“有钱还是多买点书好！”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这24个年头中，鲁迅平均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共耗资1.3万多银元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000多银元(约今人民币2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而且后10年所用书款，更多于前期。
鲁迅一生购书费用约合今天人民币52万元——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数字，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纵观《鲁迅日记》24年的书账，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9600多册书籍和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65万件图书。
鲁迅的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大半出于他精心搜集的藏书。他还利用藏书和借书编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为了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鲁迅预先购置了大量参考书籍，甚至委托朋友们从欧洲、日本购买外文原版。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并为一些珍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似水照缁衣”；鲁迅抱怨无处写这两句话的时候是1931年，此时国民党已经统一全国。在这前后直至其去世，鲁迅还是有地方写的。这一年，鲁迅以连续7篇文章汇入当时汹涌的民意，一举攻掉了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起因是为抗议八国通谍，李大钊等人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死47人。这一天是3月18日，史称3.18惨案。惨案发生，政府为开脱责任辩称是学生先开枪。此说刚一出口，便即遭到当时如《京报》《语丝》等众多报刊的痛驳。不仅如此，各大报小报连篇累牍的跟踪揭露评论，使得真相浮出水面。而段祺瑞尽管事先不知情，事后却长跪不起，还终于难安其位，挂冠而去。平心而论，面对几十条人命，段祺瑞丢官去职完全应该。但段祺瑞在教科书上是被定义为军阀的，军阀也者，应该是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只是段军阀身为总理，曾数度执政，曾三造共和，曾位高权重一时无两。为何没有将那些诸如鲁迅之类的杂音河蟹掉呢？！
河蟹掉一小撮如鲁迅之类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从而稳定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是很有必要的。于公，可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于私，可以继续总理中国，不失权柄。然而，段祺瑞选择了下野，把自己河蟹掉了。对此，习惯于1949年之后思维的中国人实在有点不大明白。幸好，段祺瑞自己明白：“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
民国的大人物大都见过清朝大人物的样子，（或者如徐世昌等人本身在前清就官至宰相），规行矩步，往往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气度。清朝大人物们是封建官僚，当然有封建官僚的许多毛病。但也有一条好处，就是知道敬天地，畏舆论。同光年间翰林四谏望重当朝，笔锋扫处，军机府道，无不凛然。跋扈如慈禧，当年因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大发雌威，执意重处护军，从军机到刑部明知枉法而束手无策。最终靠陈宝琛、张之洞两道片纸回天，当时朝野振动，乃知言官不虚设，舆论之可畏。
这些旧闻，与张之洞同立当朝的北洋两巨头袁世凯、徐世昌是知道的。袁世凯因为深知舆论的厉害，所以从他打算做皇帝的那一天起就着手严格控制舆论。1915年，在称帝前的紧锣密鼓中，袁世凯一口气查禁了《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等多家反袁报刊，全国报纸销量锐减。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赞成帝制的河蟹声音。8月10日，袁的御用首席外国专家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代表全国人民论证中国适合帝制，帝制适合袁世凯。接下来的事似乎应该顺理成章，全国人民一致强烈要求袁世凯同志就任皇帝，一片河蟹。不料，仅仅10天之后，一个别有用心的的人士发了一个极不河蟹的杂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从头到脚将帝制论驳了个体无完肤，立论之深，力透纸背。大胆发这篇帖子的是上海的《大中华》月刊，随即加入大胆行列加以转贴的有《申报》、《时报》等大的论坛。当时，一片哗然。
袁世凯是谁？是李鸿章之后最具实力和权势的汉大臣。自小站开始，袁手中的北洋六镇是晚清的绝对主力，后来也是民国初年陆军的绝对主力。至少在此时，北洋军还牢牢控制在袁世凯手中。手握十万雄兵，身为民国总统，袁世凯竟然没奈何得了一个书生梁启超，一份小报《大中华》。
徐世昌也知道舆论的厉害，毕竟是翰林出身，加上有袁世凯的前车之鉴。在整个4年左右的任期内，徐大总统基本上没打过能完全控制舆论的妄念。有一次，徐世昌倒是真的下令检查新闻，不过很不理想。那一年是1919年，在巴黎开的瓜分会议上列强内定由日本接替德国接受在山东的利益。学生愤怒了，“一小撮”甚至还走上街头，社会因此不太“稳定”。迫于无奈，徐世昌下令控制舆论。谁知此令一下，舆论彻底翻了天。不仅学生，而且北洋内部都有不安定不团结因素。
吴佩孚是北洋系统内为数不多的秀才师长，此时更成了体制内最不安定因素。连续发电支持学生，“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这，简直就是指着徐世昌大骂他全无人心。全国一片混乱，徐世昌再也扛不住了，合约拒签，坚决拒签。于是学生成功了，史称五四运动。从此，在被赶下总统大位之前，徐世昌都不打“控制舆论”的主意。
与袁徐长期在清朝官场滚打的经历不同，段祺瑞尽管也是出身淮军参与创建北洋，但段曾留学德国数年，亲身经历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袁世凯死后，作为掌握实权的人物，段祺瑞立刻斑驳《报纸条例》，彻底开放报禁。一直到3.18惨案发生，报刊舆论已经严重威胁到段的政治生命的时候，段祺瑞都没动过控制舆论保持权位的念头，反而以去职来担当责任，这是一个政治人物起码的良知和道德。段祺瑞担当的还不只是政治责任，还有内心的良知责任：终生食素。多年以后，风烛残年的段祺瑞因病身体状况恶化，医生强烈建议改变素食习惯以增加营养。段严词拒绝，不久病逝。
段祺瑞是一个旧式人物，或者也是军阀，可是这个军阀的操守和人格与后世那些至死都不愿放权的山大王们相比，高下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黎元洪曾两度出任总统，但他离开湖北去北京后，一直是个弱势人物。第一次出任总统，被段祺瑞排挤；第二次“法统重光”回任，又被曹锟吴佩孚把持。所以姑且不论其内心是否支持言论自由，单以实际而论，黎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压制言论，相反，很多时候还要靠舆论为自己喊冤叫屈。冯国璋代理过总统，一年多的时间忙于和段祺瑞内斗；曹锟的总统是买来的，只有被人骂的份。张作霖倒是真的干掉了一个大记者邵飘萍，罪名是宣传赤化，但这位货真价实的“党报”记者，真正被杀的原因是参与张部下郭松龄叛变。
所以，北洋那几年，一半因为段祺瑞的坚持，一半因为混乱，中国的报刊发行量居然一度出现过井喷。据叶再生先生所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统计，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这种意义无需怎样评价，有一点就足够说明：如果那个时代也实行“奉命删贴”制度的话，那些被后世称为大师的人物，肯定不会出现，包括胡适，陈独秀，鲁迅。
比较之下，北洋军阀治下的中国，居然是中国历史上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
最令人敬重的，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此人对政治未必最有兴趣，之所以在民初一再出头，应该是与其身边众位属僚有关。以一人之力，能凝聚人心若此，显然非寻常之辈；拿现在的话来说，应算是相当有人格魅力。这也从侧面证实，段应该为人甚善，乐于交际，基本上能够以诚待人。
段祺瑞一生，在政治上也算是对民国立过大功，所谓“三造共和”，如果以“共和”为绝对之“政治正确”，其勋劳自然无人能及。在人格方面，段祺瑞对得起其所属政治派系及其家庭，外界攻击段氏，鲜见涉及其私德者。他担任国务总理、陆军总长、及重要疆吏，前后几十年，并无什么积蓄。不但没有贪污，其任政府总理时，甚至被称为“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其清誉可见一斑。
段祺瑞一生不事生产，对于金钱，概念不是太强，1926年6月，他曾因欠黎元洪7万元，无力偿还被被黎氏告上法庭，这在当时也算是一桩大新闻。到1928年底，外界曾报道隐居在天津的段氏有一段时间家里居然揭不开锅。当然段祺瑞是大户人家，即使其退出政治后身边仍有人天天追随，每天迎来送往，花费不少，这种揭不开锅与普通人家还是有差异的。
段祺瑞一生功业未竞身先退。退出恶浊政坛后，似乎焕然一新，一心向佛，慈悲为怀，专心下棋吟诗，日子过得非常充实。1926年12月，天津大雪，冻死难民很多，段祺瑞为督促各慈善家赶办急赈，曾撰诗为灾民请命：“瑞雪觉年兆，哀鸿转弗安，众生悲业积，我佛结缘难，冬至阳生渐，春回气不寒，闭门恩寡过，善恶待天于。”以其曾任高位，弟子满堂，段祺瑞登高一呼，对赈灾事宜帮助甚大。段虽退出政圈，但并未因此而放弃其社会责任，这也是值得赞叹的。
段祺瑞不像其他政客，口头上宣布退出江湖，但实际上仍然出卖良知，为钱财官位奔忙。这也可以看出段氏是有些政治原则的人物。此类政治性格在此后中国史上实在不多见，比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冯玉祥等人，段确实算是难得的政治家。
1926年后多次有段要再次出山之消息传诸报端，但最后都证实是谎谣。段祺瑞也一再透过报纸发表声明，表示无论谁以其名义活动，均属冒顶，决不承认。正因为此，蒋介石上台后，对这位曾经的老师执礼甚恭，为解决其生活困难，还嘱咐每月补助若干，以济时需。
段祺瑞不但自己信守诺言不再出山任事，而且对其子弟约束也严，不准其借父盛名在外面招摇，要官要钱。段祺瑞曾自撰许多篇诗文，以训戒子弟。其中有一“因果篇”，文曰：“输回环无端，恩怨债分明，未生先造死，因果当权衡，善恶报不爽，非力所能争，安养惟净土，要在一心诚。”
正因为有这种信仰与道德观，段祺瑞无论在位还是退位，其行为举止均能达到一种较高标准。如果从职位升迁长久的角度来说，他做官似乎不算是最成功。但如果从负责任或职业政治操守职业道德等角度来看，段祺瑞大概可以算作是今日官吏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