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科”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中共隐秘机构，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搜索重要情报。陈赓、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特科的谍报员。它的成员中有后来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副总理和部长们。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陈赓秘密离开广州到了上海，找到中共党中央机关。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告诉陈赓，党交给他的新任务，就是到苏联去学习政治保卫工作。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为自己培训专门的政治保卫干部。第一批前往苏联受训的一共三个人，除了陈赓，另外两个人是顾顺章和陆留。见过总书记的第三天，陈赓一行三人分别来到上海杨树浦码头。在这里，李强用一只小舢板把陈赓他们送到一艘苏联货轮上。两年之后，李强和陈赓成了同在中共中央特科的战友。几天之后，船到了苏联的海参崴。陈赓等人在岸上稍作逗留，即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办妥了一切手续后，随即又乘车回到苏联的远东地区。在远东，陈赓等人被安排到苏联红军的一个特种部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专门技术。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三个月后，中共的第一批政治保卫干部以优异的成绩在“老大哥”那里拿到了“毕业证书”。
中共中央特科的前身是1927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军事部后成立的“特务工作处”，也叫特务科，科长顾顺章。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行动科即由他组建。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化名“王庸”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同时也是顾顺章的副手。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反共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等。特务科下设4个股，保卫股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情报股专搞情报；特务股镇压脱离中共的人为主；匪运股负责收编江湖武装。汪精卫事件后，特务股由武汉迁往上海，成为中央特科的班底。
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筹划领导下，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在11月14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规定特科由组织局（周恩来任代理主任）直接领导。为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又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主持的决策机关——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在特科组建、发展、完善的全过程中，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对周恩来所创建和领导的特科的性质和特点，曾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说特科采用了“接近中国几世纪来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也有的说特科是“仿造”俄国地下党的组织。周恩来对派出的担负特殊任务的人，大都亲自谈话、做具体指导。
中共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科负责后勤与善后；情报科负责刺探与反谍；行动科又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负责清除脱离中共的人；电讯科负责各种联络和培训无线电专业人员。情报科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等。1928年11月14日，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以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1931年顾顺章投蒋后，中共中央特科大改组，原来人马撤往中共根据地。陈赓是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前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即“肃反委员会”，后来发展为前苏联秘密间谍组织“克格勃”)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至天津，到北方去。
新特科由陈云、康生和潘汉年负责，其中陈云负总责，兼总务科长。康生为副手，兼行动科长。潘汉年为情报科长。中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在上海租界巡捕房、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国民党政军机关安插了红色特工或眼线，其中比较出名的是成功策反了中统的要员杨登瀛。杨登瀛早年在日本跟中共人士多有联系。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他对共产党很有好感，陈赓决定和杨登瀛单线联系。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中共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随后杨登瀛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通过杨登瀛获取了大量情报。
在国共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领导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情报部）。城工部统管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中共中社部（中情部）负责国民党党政军情报及统战策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