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之六月纳凉
清廷与罗马的冲突
1715年8月17日,一艘葡萄牙船抵达澳门。意大利青年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站在船上,长达15个月的漫长航行终于结束,展现在眼前的海岸线让他兴奋不已。他27岁了，受耶稣会派遣到遥远的中国传教。
这是康熙五十四年,清朝政府与罗马教廷的一场冲突正愈演愈烈。
自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以来,西方的传教士一直尊重古老中国的传统,允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和敬孔,并相信他们所说的“天”与天主教的“唯一真神”没有区别。这被称为“利玛窦规矩”。尽管不是所有传教士都像利玛窦一样,穿着中国的长袍,蓄起胡子,小心翼翼地与中国的读书人和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平定台湾以后,康熙皇帝开放了海禁,大批西洋传教士远渡重洋到东方传播福音。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召入皇宫,在掌管天象历法的钦天监任职,甚至有人参与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全国土地的测量。
然而在康熙皇帝50岁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1704年,罗马的教皇克莱芒十一发布了一项针对中国信徒的禁令,禁止用“天”、“上帝”来称呼“唯一真神”,不许祭祀孔子和祖先,甚至不得进入孔庙和家族祠堂行礼。禁令在一年后传到中国,罗马的傲慢触怒了康熙皇帝,他将前来中国宣布禁令的多罗大主教驱逐到澳门,并命令长期居留中国的传教士领取内务府颁发的信票,拒绝领票的,一概遣往澳门。结果有近四成传教士因为坚持教皇的禁令而被驱逐。
这场风波被称为“礼仪之争”,玄烨试图与罗马对话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康熙四十四年到四十七年派出三批耶稣会士出使罗马,然而三批使者要么葬身大海,要么无功而返。
就在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抵达中国那年,罗马教皇再一次发布了强硬的命令,要求所有在中国的神职人员宣誓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被停职甚至断绝给养。他们宣誓的签字将被送往罗马。这份圣谕没有被告知清政府,而是直接传布给了在华传教士。
仍然期待通过使臣解决问题的康熙皇帝被彻底激怒了。几年后,他在一份罗马教廷使者带来的信中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至此,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完全破裂。
宫廷洋画师
幸运的是,玄烨并没有因为“礼仪之争”而憎恶西方的一切。这位君主1707年还下旨给广东的督抚,新到中国的西洋人,若有技艺巧思,或者是医生,急速送来北京。这道命令在11年后又被重申了一次。
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就在这么一个微妙的时间抵达中国。他从澳门转道广州,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郎世宁。他对广州的官员说,自己不仅是传教士,也是个画家。当康熙皇帝从他的臣子那里得知有一位欧洲画家到来时,立刻下旨让他赶往北京。
在去北京的路上,郎世宁看到的景象应该是欣欣向荣的。明代从美洲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得到推广,统治者推行休养政策,人口和经济都在恢复。皇帝甚至开通了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与外国商人做生意。白银正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
郎世宁抵达帝国的都城时已经是11月,康熙皇帝接见了他,让他到内务府造办处供职,并把他安置在东华门外的东堂居住。那是在1655年顺治帝赐给两个西洋神甫的土地上建起的教堂。郎世宁开始了宫廷画师的生活。每天早晨,他从东堂步行到东华门,7点向宫门禁卫报到,然后进入养心殿旁的一间画室作画,同时学习汉语和满语。
在皇帝的要求下,他开始学习中国画的技法,但在郎世宁看来,中国绘画的远近透视观念错误百出,他试图说服康熙皇帝设立一所绘画学校,教授西方美术的观念,但没有被采纳。郎世宁也发现,尽管这位皇帝对西方科学兴味盎然,但是整个帝国,像皇帝这样的人寥寥无几,大臣们只是把这些当做皇帝闲暇时的消遣。而且,皇帝已经年迈。
康熙在几年后去世,继位的雍正皇帝命令郎世宁向中国的宫廷画家传授欧洲油画的技艺,西洋的绘画技巧开始在清廷内府流行。在一幅表现端午节时令的绢本设色《午瑞图》里,郎世宁画了插在青瓷瓶里的蒲草叶、石榴花和蜀葵,他用色彩深浅和光影明暗的变化展示出花叶和瓷瓶的立体感,瓷瓶肩部有一块明亮的高光,是中国画中从来没有过的。这是郎世宁留下的最早的作品。
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日子却过得每况愈下。新皇帝登基头一年,福建就有信教的儒生脱离教会,向官府控告传教士聚敛民财。雍正皇帝决定采纳闽浙总督的建议,于是比康熙更加严厉的措施开始了。各地教堂纷纷被改造为寺院、学校、仓库,甚至遭到拆毁。
蛰伏圆明园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几乎与此番禁教同时,皇帝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郎世宁被派到园中,全心全意地绘画。他按春、夏、秋、冬四季12个月的顺序,在丝绢上画出皇帝按照时令观灯、踏青、赏花、饮酒等等游玩的场景,背景就是圆明园。这一套绘画被称为《雍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
在圆明园,郎世宁遇到了25岁的爱新觉罗·弘历,那时候他还是宝亲王。年轻的亲王很喜欢这个西洋画家,时常到造办处看郎世宁作画。1735年,雍正病死,弘历即位,即乾隆皇帝。他把造办处升格为如意馆,郎世宁被提升为首席画师。圆明园依然在扩建,郎世宁于是担负起西洋楼设计督造的任务。海宴堂外有12个报时水力钟,郎世宁把它设计成十二生肖,以铜铸成兽头,按时喷出水流。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12兽首。
扩建后的圆明园面积达3000亩,24000名皇家卫队士兵在周围日夜巡逻。东方帝国的宏伟工程让郎世宁惊叹,他画出了长春园西洋楼十景,包括著名的谐奇趣、蓄水楼、方外观、海宴堂、远瀛观和大水法。
和他心胸开阔的祖父不同,乾隆皇帝对西洋的绘画和建筑虽然表示欣赏,但对西方技术却不感兴趣。在他83岁的时候,一支试图与清帝国建立通商关系的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乾隆对英国人带来的火枪、军舰模型视若无睹,却对他们是否肯行跪拜之礼大加问责。
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一次大规模的禁教活动在全国展开。福建巡抚周学健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写道:“历来白莲、弥勒等教聚众不法,皆无知奸民借此煽惑,乌合之众,立即扑灭。天主教则不动声色,潜移默诱,使人心自然乐趋,以至固结不解。其意之所图,不屑近利,不务速成,包藏祸心,而秘密不露,令人堕其术中而不觉。较之奸民所造邪教,为毒更深。”
乾隆对此深以为然,下令“立即查拿”,“按法惩治”。在后来的近十年里,中国地方官员都在严厉执行皇帝的旨意,驱逐传教士。与此同时,帝国开始了对新疆地区的平叛战争。郎世宁和他的同僚们奉命绘制了一共16幅的《平定西域战图册》,以纪念这场胜利。
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发下圣旨,将从康熙二十四年始开设的厦门、宁波等对外贸易港口关闭,只留广州一口通商。从此,清政府彻底闭关锁国。
郎世宁依然在清宫为皇帝作画,作为传教士而来的他没有传过一次教义,却在中国留下众多画作,它们被收藏在皇家宫殿,直到一个世纪以后,乘船跨海而来的英法军队攻破皇城,将他们几乎洗掠一空。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7月16日,在离78岁生日还差三天的时候,郎世宁在北京病逝。康熙给了郎世宁知遇之恩,而现在他的第二任继任者乾隆也55岁了。皇帝看到国家安宁,疆宇开辟,“外有耕屯之收获,内无粮饷之馈劳,而且连年丰收”,感到心满意足,下令天下免除一岁的漕粮。
郎世宁在死后被赐予侍郎之衔,在总计536卷的《清史稿》里,对他的全部记述是:“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值,高宗(乾隆)尤赏异。凡名马、珍禽、异草,辄命图之,无不栩栩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焦秉贞,最早学习西洋画技的中国画家)等所及。”
这位老人刚刚抵达中国的时候,世界还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当他带着东方皇家的荣耀死去时,工业革命的大幕已经在遥远的故乡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