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的曹汝霖(1877-1966年)
《建党伟业》中“五四运动”是承接电影三段式剧情的重要过渡，共动用980余名群众演员，将“火烧赵家楼”、血书“还我青岛”等历史事件逐一呈现，被片方称为全篇的“泪点高发期”。片中学生们游行时慷慨激昂地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针对的正是身陷“二十一条”漩涡之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臭名昭著，曹、章、陆三个“亲日派”当然难逃干系。顶着“卖国贼”这一沉重的帽子，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自然就被遗忘了。
曹汝霖：民国“头号”律师建中央医院
曹汝霖出生于上海，为家中独子，曹家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宽裕。年轻时的曹汝霖厌倦八股文，一心想学造铁路，他执意自费去日本留学，家中无钱，双亲为了让他如愿，卖掉两亩地送他去了东京。
日本留学时，曹汝霖曾就读于东京法学院，毕业后在日本各级裁判所实习，回国后在商部任职，同时还进士馆讲授刑事诉讼法。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当时很多法官都是曹汝霖的同学，为了避嫌，他也有意减少了与他们的交往。曹汝霖的事务所就开在家中，后来他接了一个死刑犯上诉案件，在他的辩护下，死刑犯得以无罪释放，从此声名远播，生意也开始门庭若市。据他自述，因此也开了风气之先：“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于1913年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均出自此任期内：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当日，“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曹汝霖的宅子。曹汝霖当时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里，后穿上厨役的衣服溜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才躲过此劫，不过家产被烧，损失不少。
“五四运动”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他受刺激颇深，发誓不再与政治沾边。时年42岁的曹汝霖开始深居简出，不时做做慈善。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
曹汝霖向来不否认其“亲日”立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被他视为中国发展的理想范本，不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立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12月底，日寇占领军筹组华北伪政权，他们认为最理想的领军人物是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三人，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眩吴佩孚坚决不肯干，致使日寇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将其毒死，靳云鹏也坚持拒绝。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非常气愤地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 ’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作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又追加他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不过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蒋介石当时就表示对曹的这种做法非常赞许。1945年北平肃奸时，军统局曾将伪华北政权的汉奸名单呈蒋审核，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剔除在外。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作为一项固定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医院经费方面都由曹汝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兼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他不拿薪水，所得的全部报酬就是，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工作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汝霖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了台湾，后去日本、美国。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仍不免为自己辩白，忆及“五四运动”时，他倒也大度感慨：“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1966年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章宗祥：起草中国最早的刑法草案
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对日本情有独钟，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没必要远渡重洋去美国、欧洲取经。他当年去日本时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成为1898年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仅有六名佼佼者，其中还有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章宗祥回国后为清政府编过商法，清廷曾赐他进士出身。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新近有研究者发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纂拟的《刑律草案》(稿本)，在时间上早于由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应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此草案开始采用了现代刑法的体例，模仿日本，折衷中西，并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堪称中国近代刑法典的开篇之作。而它不被人所知的原因有可能是，该草案没来得及正式上呈，就被冈田氏刑律草案所代替，从而没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章宗祥写过《新刑律颁布之经过》一文，回忆了当初编纂草案时的难忘经历：“房屋已陈腐失修，雨日地面出水，潮气逼人”，但除了开会日，他和董康每天足不出户地编译整理草案，到了盛夏仍不休息，“两人对坐，余口译，董笔述，至今犹能忆及当时情状。”
章宗祥与杨荫杭是同窗兼老友，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还提到过，暑假的一天，章宗祥接他们全家到他家去玩。“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杨绛父母讲到“二十一条”时，总用“嘴巴”一词代称章宗祥，“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 ’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
后来章宗祥给袁世凯当过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当时跟日本签的卖国条约，大都经过他的手，也因此被批为“卖国贼”。“五四运动”当天，他是三人中最惨的一位。学生们涌进曹家时，章宗祥本来藏在地窖中，当听见外面喊叫起火了，他便从地窖里跑了出来，被学生们逮个正着，报以乱拳。曹宅管家燕筱亭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学生们还是寻了过来，曹家仆人李福在后来的审讯证词中描述当时的情境：“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最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了章宗祥。
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据说章宗祥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不过，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章宗祥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伤势转好后，6月初章宗祥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
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等建立伪国民政府，为日本服务，大汉奸们多次拉拢章宗祥入伙，尤其是汪精卫对章宗祥惺惺相惜，因为二十多年前章曾在他性命攸关之际帮过他。这要追溯到1910年那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事情败露，被捕入狱。当时主审汪精卫一案的是民政部大臣耆善，章宗祥为民政部右丞，主持一切庭审事务。审汪一案出现两种论调，一边是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一边是肃亲王、章宗祥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不止汪、黄二人，不如从宽处理。耆善非常清楚革命烽火不可遏制，打算宽待汪精卫以市惠，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了汪精卫一死。当时来操作一切具体事宜的就是章宗祥，他非常善待狱中的汪精卫，汪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可谓出了大力气，不过那时候的汪精卫也还远不是大汉奸。
1931年3月，章宗祥应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以汉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
陆宗舆：“经商奇才”立起首钢一号炉
从“五四”期间的经历来看，陆宗舆无疑比章宗祥和曹汝霖幸运一些。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后，本来准备前往陆宗舆家的，但因没能找到陆宅而作罢。后在向政府递交辞呈、为己开脱的同时，陆宗舆将事件的原因归于“党争”，认为发动“五四”的人并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背后的“黑手”，“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是为速亡”。
陆宗舆是三人中年纪最长的一位，浙江海宁人，少年时乡人称他为神童。1896年，二十岁的他结了婚，新娘子徐金凤和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是同学，还曾结拜为姐妹。婚后三天，陆宗舆就告别妻子前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学习，一年多不回家。再过一年，他向妻子的娘家借贷了一笔钱，独个儿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一去又是三年。
1902年秋，陆宗舆学成归国，在殿试中考得法学第一名，获举人出身。1906年冬，陆宗舆以三等参赞的职务陪同五大臣出访欧美，一路走了英、法、美、德、俄、意等国。他们在德国待的时间最长，不仅考察了宪法、国法等现代法律制度，还研究了市政、警政等新政建设。第二年秋天归国，陆宗舆将考察成果写成一本《欧美政治要义》论著，朝廷据此制定新官制，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7年，陆宗舆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前往沈阳。当时吉林、黑龙江两省用骡和马运盐，大车一次只能拉几百斤，从长春到哈尔滨一个来回要走一两个月，一年中又有七八个月积雪不能走，几万吨的盐积压着运不出去，而哈尔滨等地的老百姓却买不到盐吃。为什么不用火车运盐?问题出在当权的慈禧太后身上，她历来对铁路恐慌，害怕修铁路会冲坏了风水;再则，东北的铁路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修筑的，手下人不敢用火车运盐。陆宗舆假装不知此情，找了中长铁路俄方路长谈判，很快第一批盐从铁路起运了。
用铁路运输后，每斤盐的运费由一元钱降到几分钱，且一年四季可随时出运。运输通畅了，盐却不够卖了。陆宗舆又从东北最大的盐场——营口田庄台盐场着手，命县令督办将盐工们全找回来，开矿采石，垒堤筑坝，先筑海塘，后建盐场，不到一年，盐场就变得繁忙异常。他还发明了补征法杜绝官员舞弊谋利，后被推广到全国。陆宗舆在东北管理盐务的三年里，第一年就增收盐税九十三万两税银，到了第三年达一百六十余万两。当陆宗舆卸任离开沈阳时，营口百姓敲锣打鼓送来一顶乡民们你一针我一针轮流绣成的“万民伞”，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拥戴之情。从此，陆宗舆也被誉为“经商奇才”。
袁世凯上台后任命陆宗舆为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12月他作为驻日公使赴日，时年三十八岁。不久后，陆宗舆接到袁世凯的来电，说国内正抓捕革命党人，许多参加二次革命的人纷纷逃到国外避难，孙中山等人就躲在东京，要求驻日公使迅速办理引渡他们回国。再三考虑后，陆宗舆找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献出 “调停法”——“我们筹措学费供给上学，给予生活补贴，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钱由我们大使馆出，你们日本只要取消引渡一项就可以了，首相以为如何?”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他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当时就结了怨。眼下，大隈首相更不愿意帮助袁世凯对付其政敌，所以一口答应了陆宗舆的方案。
一个多月后，孙中山特意来会见陆宗舆。一见面，孙说：“由于你的调停，许多国民党人不被杀害，我在这儿也安全，这是你的功劳，我得好好谢谢你。”他拿出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题写“润生兄留念——孙文”送给陆。因为有这个“调停法”，国内战争时期，许多共产党人如周恩来、郭沫若等逃亡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北京石景山下有一处建筑，两排房子全部由青石砌成，通体青白色，人称“白屋”，颇为神秘。1918年4月，段祺瑞委任财政部次长陆宗舆为督办，瑞典专家安德森为技术顾问，组建公司着手办矿事宜。1919年春，陆宗舆和美国专家一起在北京周围进行实地考察、选址，最终敲定在石景山的东麓，这就是九十年前首钢的最初蓝图。炼钢所需要的铁矿石来自于龙关山和烟筒山，陆宗舆故而为这家炼钢企业取名为“龙烟铁矿公司”，寄希望于钢铁厂像龙一样烟气滚滚，升腾壮大。1921年春天，从美国购买的大型冶炼设备运抵石景山。这座炼铁炉是京津地区的第一座高炉，也被称为首钢一号炉。为了给这个庞然大物打造一个坚实稳固的地基，工人们用近一年的时间炸平了二三十米高的两座山包。开山所得的这些石头，青白纯净，质地坚硬，是优良的建筑材料，于是陆宗舆就地取材，在厂区建造了前述的那排“白屋”，现已成为“首钢厂史博物馆”。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二十二万人马在长辛店一带交火，石景山炼厂正处在夹击之中。7月，陆宗舆逃避抓捕躲往天津租界，龙烟炼厂出铁之事随之搁浅。白屋成了军阀政府的临时议事厅。1936年，在日军夺取龙烟铁矿的开发权后，陆宗舆受命于国民政府，重新接管龙烟铁矿。那一年，陆宗舆住进白屋，频繁奔波于平津之间，企图重整他的钢铁王国，但最终也没能完成让龙烟铁矿公司炼出钢铁的夙愿。直到1945年，这座命运多舛的钢铁厂才终于从一号炉流出了它的第一股铁水。
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再次附逆为汉奸。1941年6月1日病死于日本，他没有葬回家乡浙江海宁，而是葬在了石景山福寿岭的东山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