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极端反常的气候。先是50年不遇的大旱，旱得长江成了一条水沟，航运中断；中国最大的两个湖泊，鄱阳湖和洞庭湖，湖底裸露，可以走汽车，长出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还可以放牧牛羊。紧接着这两天暴雨、洪水成灾，许多地区直接从大旱转变成大涝，就跟按了个电钮一样。
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指向三峡大坝，认为正是这个庞然大物造成了这些生态灾难。面对舆论压力，三峡工程主要设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先生公开宣称：“不能一遇到极端气候，就怪罪三峡工程。”
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现在的民怨鼎沸，并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怪罪，而是有具体内容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只有河患，而鲜有江患”，是说黄河历来灾害频发，而长江则好得多。这是因为长江有洞庭湖、鄱阳湖等一系列湖泊调节，洪水下来了，湖泊自然分洪，不使干流出现太大的洪峰；而进入湖泊的洪水又会慢慢地进入长江干流，使长江保持比较稳定的水位。这样生态是平衡的，无论是航行、还是灌溉，都有保证。
现在好了，拦腰建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水坝，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被废掉了。以鄱阳湖为例，每年十月是三峡大坝蓄水期，而那个时候呢，正是江西省的枯水季节，鄱阳湖急需将水补充；三峡大坝截住了水，长江干流水位过低，鄱阳湖非但得不到补充，仅有的一点儿水反而要流入长江，最后就会形成湖泊干涸的严重灾难。
这种局面在建坝之前的争议中，早就有人提到。有人说洞庭湖自古就有吞吐长江洪水、调节洪峰的功能，现在建的三峡大坝无非就是把洞庭湖搬到上游去了。要真是这样，倒也就算了。现在的问题是把长江沿线的湖泊都毁了，连长江本身也变成了一条大水沟。
最早和黄万里先生一起反对三峡工程的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先生，最近指出：“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我们那个时候估计的问题，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进不了轮船了，这是泥沙淤积的问题了，导致河床抬高了、水浅了，轮船进不去了。下游水浅、影响航运，比我们原来估计还要厉害。不但上游影响航运，下游也要影响，反正问题多得很。原来我们是认为防洪不起作用，现在干旱的问题它又解决不了，所以问题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严重一些。”
简而言之，专家们曾经预言的灾难后果，现在一一都出来了，都捂不住了。好处现在看来只剩下一个，就是发电。但是发电的收入全都被李鹏等权贵家族所垄断，而比这个发电效益巨大到无法比拟的灾难，却是都由无辜的百姓承担了。
著名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现在不下决心拆除三峡大坝，将来想拆可能也不行了。他说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他预言道，当三峡工程运行三十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再想拆除三峡大坝，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
他是黄万里之后、反对三峡工程的第一人，他的预言已全部兑现。我来替他补充一句话，人不拆、天来拆。总会有一次大洪水将冲破下游堤防，造成无比惨烈的长江大改道。但愿我看不到那一天，中国实在是在劫难逃。
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当朝的共产权贵们所选择的，每一次一定是对中华民族最沉痛、最无可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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