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先批邓“受重用”
谢富治（1909-1972），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出身贫苦，当过木匠。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前曾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1959年9月，谢富治调任公安部，接替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一直到1972年3月，是1949年以后以来担任此职最长的一位。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谢富治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严厉指责了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措辞十分激烈的讲话，翌日更是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严厉指责刘少奇，并涉及到了邓小平。这个弯子转得太急了，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邓二人。
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十分活跃，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邓开炮。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了邓小平，诬陷邓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泽东了。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很满意，高度称赞谢“批得好”，并对陶铸没有把谢富治的发言列入会议简报而只是小范围印发极为不满。此后，在“批邓”中立了“功”的谢富治开始受到江青的重视，并受到“重用”。在这次会议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说：刚开始时，谢富治还经常挨江青的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不让他参加。后来陈伯达对谢富治说：“江青同志批评你是爱护你，正说明你是个好同志。”有了陈伯达这句话，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让谢富治参加了。谢富治还得意扬扬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傅崇碧（谢富治此时还担任着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后不禁感到愕然。在批邓问题上，傅崇碧曾劝过谢富治说：“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在当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谢富治的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就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涌向大街小巷。
从1967年起，由于谢富治的“突出”表现，他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办事组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为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1971年1月，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毛泽东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毛泽东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毛泽东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道说：“同毛泽东、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自周恩来起到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
1949年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举行碰头会，对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的材料进行研究，决定设立专案进行审查。鉴于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担任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组员有江青、萧华、叶群，顾问为陈伯达。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不久被打倒，陈伯达的“顾问”一职实际上没有担任。谢富治虽名为组长，但却一直将组员的江青的意志奉为“旨意”，江青成了专案组的“太上皇”，一切都要过问，一切都要听命于她。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江青、康生、谢富治在实际工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同年5月，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反映出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做贼心虚。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将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谢富治在1967年10月对专案组人员讲话时说：凡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员，要和这些人进行坚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决不施仁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酷。
1967年7月18日，北京及外地的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动员了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作为“揪刘火线”的最高指挥，7月26日和8月2日，谢富治还与戚本禹一道，两次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他们的行动，直到最后刘少奇的家被抄为止。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揪刘火线”被迫撤除。
谢富治是靠紧跟江青爬上来的，在重大问题上，谢富治是惟江青马首是瞻。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控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使它完全成为一个制造伪证、假证的机构。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奸。”不重证据而仅凭推测，就是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
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终于整理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11号的江青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把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综合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在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通过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反“二月逆流”的干将
在“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人迫害老干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谢富治都非常卖力。1967年2月，谢富治参与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
从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每两三天召开一次。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谢富治插话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正义抗争，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诬陷为“二月逆流”。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发言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获得了江青的欢心，她说：“谢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这也使谢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当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时，谢富治成为找徐向前谈话人之一。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围攻、批斗，谢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紧跟张春桥，说老帅们：“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总理）”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于是，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本来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谢富治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共计12人。谢富治是除了周恩来之外惟一一个国务院领导成员。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11日的会上，徐向前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陈伯达首先对徐向前开了炮。谢富治接着上纲上线，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徐向前回答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1968年3月，林彪等人策划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谢富治成了“受害者”。3月24日晚，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驻京机关部队1万多人。林彪在会上讲：“……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这显然是林彪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诬陷之词，谢富治与吴法宪成了“杨、余、傅事件”中的“受害者”。
当年10月13日至31日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从组织上完成了最后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及集中批判“二月逆流”。谢富治批判“二月逆流”不甘落后，说：“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国，国务院李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泽东。谭震林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泽东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应该批判。”
谢富治还抢先对陈云“开炮”：“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就作了黑报告反对主席、反对大跃进、反总路线。”“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那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谢富治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谢富治的表现使他继续得到重用。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3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林彪事件发生后，谢富治继续成为新的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
夫唱妻和批斗“走资派”
1967年8月15日，外事系统的造反派在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策动下召开批判陈毅的预备会。会前，外交系统的一派在外交部门前举行静坐绝食，要求揪出陈毅，称之为“安营扎寨”。周恩来几次要谢富治去劝说学生们离开，以国家外交大局为重。谢富治来到现场，却火上浇油地说：“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这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苦心婆心地劝说“造反派”不要打倒陈毅，要允许他改正错误。谢富治却操纵会议，公开挑动群众把陈毅搞臭。周恩来气愤地当场质问谢富治：“把陈毅同志搞臭了，谁当外交部长，你谢富治来当？”但谢富治根本不予理睬。
批判陈毅的那天，周恩来因外事活动先离开，谢富治就坐在陈毅旁边。造反派批判的口号越喊越响，有人跳上台，抓住陈毅的衬衣举手要打，谢富治对此却无动于衷。坐在台下的一位刚回国不久的驻外大使看不下去了，厉声质问谢富治道：“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仍是装聋作哑。那个动手者却愣住了。警卫人员急忙过来，把陈毅搀到了后台。这位大使气愤地说：“本来我们是一个部队的，谢富治太不像话了！”
后来（杨、余、傅事件之前）每次造反派批斗陈毅，周恩来都参加并让傅崇碧也参加。有一次，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批斗陈毅。陈毅问傅崇碧：“今天还有谁来了？”傅崇碧回答：“还有谢富治。”陈毅诙谐而真诚地说：“今天我请客，吃回锅肉，吃饱了好接受批斗。”陈毅请谢、傅二人一起吃饭时坦率地说：“我陈毅，他们让我检讨，我检讨了。他们非要我讲，我就讲。我不反对毛泽东，毛泽东过去在红四军前委，党内斗争把毛泽东搞下去了，报告中央后，我感觉不对，是我把毛泽东接回来的。我那时有错误，脑子里旧东西太多，但我不反对毛泽东。”傅崇碧说：“你新的东西也不少，在军内外、在老干部里威信很高。‘文革’把我也搞糊涂了，毛泽东过去搞运动，清查、批评干部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把老家伙都打倒，我不理解。”当时的谢富治在一旁没有说话，但后来他却向江青告状，说傅崇碧跟陈毅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也影响了他的妻子刘湘屏。她在“文革”中非常活跃，曾担任过国务院卫生部部长。1967年8月19日，批判谭震林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临时有事离开，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恩来刚走，刘湘屏就跳上台，直冲向谭震林。她曾在谭震林负责的农林口工作过，谭也算是她的老上级，但现在她声嘶力竭，批判揭发谭震林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满口污秽，捏造事实。她恶语嚣张，讲到“火药味”最浓时，竟然抡臂打了谭震林两记耳光。在她的带动下，台下几个彪形大汉跳上台来，将谭震林双手拧后，搞“喷气式”，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其中一个还将谭震林踩在脚下。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在谭震林看来，一些不懂事的毛头小子侮辱他，自己可以原谅；但对于刘湘屏这样的侮辱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
炮制《公安六条》制造冤案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扩展到了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不满的，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谢富治起草的这个文件，不仅使人们不能对毛泽东和林彪有一句不满的言行，而且也不能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不满的言行，稍有不满便治以重罪。当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理解，组成了“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联动”打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6次冲进了公安部。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旨，下令先后抓起了400多名“联动”成员，投入狱中。他恶狠狠地说：“‘联动’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将来我非枪毙他们几个不可，要杀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致使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也附和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
2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青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叛徒文人姚蓬子的历史。案犯详细地交代了姚蓬子叛变和加入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员盖章时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认为他们是炮打姚文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便向青海公安厅报告，将两个调查人禁闭起来。谢富治接到青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同意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叫来训了一通：“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而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的恶毒阴谋。两个外调者被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北京。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被解散，有关人员被隔离审查。同时，将姚蓬子的材料用专柜封存，运四川档案库，规定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7月，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指出：“同年（按：1968年）十二月，谢富治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名单。”
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它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为这些“左派”撑腰的是林彪。传单惟一称赞的是周恩来，说现在局势所以还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只是因为有日夜操劳的总理在苦撑大局。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把持的公安部。谢富治如获至宝，立即调集了公安部的专家破案。很快，11月24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写信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他承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人干的，没有任何其他人参加。经过公安人员对笔迹及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的确是这人所为。这一案件本可以结案了，但事情并非如此。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追查了几个月，进展不大。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谢富治干脆挑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查到最后，12月间，竟查出一件“惊世奇案”———“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在刑讯逼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说在北京有个“中国（马列）共产党”，“伪中央书记”是朱德，“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而且，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开过“代表大会”。
谢富治看到供词后如获至宝，马上指示：“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但因牵扯到的领导人太多，而朱德等领导人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谢富治不敢把这个荒唐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却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直到党的九大后，谢富治仍对专案人员说：“要对它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不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最后，这个“惊世奇案”就不了了之了。
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在听说自己成为“中国（马列）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后，对家人说：“由他们去造谣吧。毛泽东、恩来最了解我，只要他们在，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文革”刚一开始，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及其他领导成员隔离审查、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谢富治还鼓动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务。12月31日，谢富治与周恩来接见了北京政法学院造反组织“政法公社”。谢富治竟突发奇想，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周恩来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谢富治还独出心裁，要把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保卫部合并，改为卫戍区政治部的一个部，因毛泽东不同意才作罢。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受到谢富治重用的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掌握了军管会的实权。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同时，谢富治还要求全国加快砸烂公、检、法的步伐。周恩来对此忧心忡忡，在接见山西代表时一针见血地斥责了谢富治的行径：“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这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
8月7日，谢富治与王力，这两个“七二O”事件“英雄”，各发表了一次著名的造反讲话。王力在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煽动要向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动乱，酿成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劣外交事件。这个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同一天，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1968年4月，谢富治授意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义，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是“反革命集团”。《报告》称“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报告》上报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谢富治的煽动支持下，“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造反派一个主要的口号，全国的公安机关都陷于瘫痪。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各项罪行，以提出“砸烂公、检、法”这项罪行波及面最广、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在公安部，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将225名干部、工人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走资派”，47人被捕入狱。公安部除了副部长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都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尽管周恩来愤怒地斥责谢富治的行为是“剜心战术”，但谢富治仍召见公安部处以上干部，宣布“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后来，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部的干部出来工作，谢富治都不理睬。
全国的公、检、法机关被强占，监狱遭到冲击，甚至有人提出“打开监狱找左派”，广大公、检、法人员遭到揪斗、迫害。据统计，“文革”中除西藏外，全国公检法人员中有3.4万余人遭到打击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打伤致残3600余人，拘捕判刑1300余人。
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谢富治也是毫不将法制放在眼里。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林彪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大破四旧”。谢富治紧随其后，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竟然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在谢富治的鼓动下，“破四旧时”，街道干部、派出所干警带路，红卫兵冲进去打人、抄家，警察在外袖手旁观，防止被打者反抗。由于谢富治的煽动和纵容，北京打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1971年2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转。1970年12月到1971年2月11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周恩来到会，对谢富治进行了严厉批评，作了重要讲话，传达毛泽东“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新中国头17年的公安工作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周恩来的讲话传达后，一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陆续回到部机关，公安部恢复了对地方公安机关的联系和业务指导。
结局
在“文革”中劣迹斑斑的谢富治，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能够继续危害社会。1970年，谢富治经诊断患有胃癌。此后，他的活动明显减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给李震。9月10日，即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了原经常参加议事的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12人外，今年如遇重要政策问题，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3人参加；正在休养期间的刘伯承、谢富治2人不拟通知。这说明，此时谢富治的身体已明显不支。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3月29日，谢富治的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处均降半旗志哀。悼词称谢富治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他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