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看起来愈来愈像一块臭豆腐，入口生香，但臭不可闻。它曾鼎力支撑的51块奥运金牌一度让许多中国人扬眉吐气，然而细算经济账时又心疼不已。举国体制走向裂变时刻，需要一个英雄来为这场变革代言。李娜恰逢其时地出现在这个微妙的时刻，然而她真的是一个颠覆者吗？
当李娜在罗兰加洛斯球场苦战两局，最终捧起法网女单冠军奖杯时，中国国内的网络论坛和微博的气氛也随之爆棚。在海量的祝贺信息之外，最鲜明的话题就是由此产生的对举国体制的质疑。正如一条极为煽情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李娜的突破再次给举国体制沉重的一击！”，对中国体育现状深为不满的人们，正在把这个大器晚成、个性不羁的网球运动员，看成是传递德尔菲神谕的女祭司，指引着下一个十年乃至二十年中国体育改革的方向。
截止6月7日凌晨，在凤凰网举行的一项投票中，当被问到“你最喜欢李娜哪一点”，38万投票者中，将近65%的人选择了“不靠国家不靠组织，靠着自己打天下”。而面对“李娜法网夺冠是否标志举国体制的失败？”几乎同样比例的网友（62.5%）决绝地选择了“是，李娜脱离举国体制单飞，是成绩提升的关键”。更加中庸的“不同项目有不同特点，举国体制和职业体制各有所长”，只有19%的人认同。而认为“李娜的网球基础恰恰是在举国体制下培养的”只有可怜的4.5%。
设计问卷的作者或许没有意识到，关于举国体制的三个非此即彼的选项中，或许正是可能同时成立的。中国网球崛起的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
1998年曼谷亚运会后, 中国网协制定了《2001年-2010年网球项目奥运争光计划》, 提出“以女子为重点, 女子双打为突破口”实施网球项目突破的指导思想。无论从形式还是指导思想，都是典型的举国体制特征。然而，2002年兵败釜山亚运后，中国网球开始了职业化的试验。仅仅两年后，李婷/孙甜甜就夺得雅典奥运会女双冠军。2005年，女网选手彭帅向国家队提出“单飞”要求，希望能够实现奖金自主、教练自主、参赛自主，做彻底的职业球员，从而引发了“单飞风波”，彭帅的要求没有得到网球管理中心的同意，反而遭到批评。但在这一事件的冲击下，网管中心从2009年开始允许运动员自主训练、自主参赛、自负盈亏，只需向国家缴纳个人奖金收入的8%～12%；同时必须无条件代表国家参加联合会杯等重大比赛。尽管运动员对于国家队还有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职业化，但在当下的中国竞技体育领域，网球已经是和国际最为接轨的项目之一。
在李娜夺冠的赛场观众席上，摄像机捕捉到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欢呼的身影。李娜成功夺冠后，孙晋芳表示，这一胜利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得益于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创新与改革，更是几代网球人不懈努力、追求和探索的结果。然而，有好事网友翻出陈年旧账，指出在2005年十运会后，李娜就曾经炮轰国家队体制，要求将队员的成绩和奖金挂钩，结果引来孙晋芳的严厉指责，称李娜“没有看到国家为培养她们所付出的代价，只是简单地拿自己和外国选手相比较，这是思想水平低、道德素质不高和责任感、使命感差的表现”，“像李娜这样的队员，太缺乏职业素养，她的眼里只有奖金，却没有想想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夺冠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娜非常有风度地表示，除了感谢团队之外，最想感谢的就是孙晋芳，正是因为她对网球的改革，才有了今天的成绩。面对围绕“体制”的讨论，李娜承认，她从小就是在体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虽然后来可以选择自己的团队，走职业化道路，但体制培养是起点。
对于公众而言，李娜作为体育英雄横空出世，其魅力来自于她特立独行与不羁个性，来自于她没有首先“感谢党、感谢国家”，来自于她坦承奖金重要的常识。但是要指望李娜来扮演对抗体制的角色，恐怕更多地是一厢情愿。
在当下改革进程处于停滞观望的大形势下，竞技体育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超出它自身的标志性意义。正如有足球评论员指出的，除了足球，中国还没有哪个领域能够指名道姓地抨击当局执政者。针对举国体制的评论，或许更多地是借网球的酒杯，浇各人胸中块垒，抒发各自的愿景。
李娜夺冠后，无数的冷嘲热讽投向孙晋芳、刘延东，认为这场胜利“与你何干”，然而已经有旁观者指出，李娜的胜利，本质上也和大多数激烈抨击举国体制的人没有什么关系。正如赛后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六四话题的时候，李娜谨慎地回答说，自己只是个网球运动员。同样，她从网球、从胜利中寻找到乐趣，却并不必然承担着为中国竞技体育寻找出路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