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溥的《唐会要》中记载了端午节唐太宗的一个小活动，说：（贞观）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赐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唐太宗端午节不吃粽子送扇子，这里边肯定有文章。
宋代的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考证说：“推旧俗之语，则知端午之以扇相遗，自唐太宗始也。”可见，“端午赠扇”是唐太宗李世民发明的，他丰富了端午节的内容，并且使这个小发明在后来的很多地方演变成了一个民间习俗。人们普遍认为，唐太宗当初在端午节给大臣赠扇子，大概有两个目的，一是天热了，送把扇子好让大臣偿煽风凉快；二是扇子是菖蒲做的，菖蒲能杀毒，送扇子能驱不祥。这是唐太宗的初衷还是一个误解呢？
从《唐会要》的记载看，当时的端午节赠送礼物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唐太宗在贞观十八年只不过选择了扇子当成礼物送给了大臣。如果说赠扇仅仅是为了让长孙无忌和杨师道凉快和杀毒，那么唐太宗为什么还要用“以增美德”嘱咐之呢。看来，那一次的端午节送扇子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一定有更加深层的含义寄托其中。
扇子与美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它们之间能有联系吗？从史料记载看，其实赠扇并不是唐太宗的发明，《晋书·袁宏》中就记载了袁宏出任地方官时，谢安就赠了一面扇子，“临别执其手，顾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赠行。’ 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时人叹其率而能要焉。”谢安通过赠送一把扇子，希望袁宏给当地老百姓送去仁义之风。可见，古代的赠扇不只是为了凉快和杀毒，其实包含了勉励、希望和寄托，并且大多和弘扬“仁义”等古风有联系。仁义，这不正是传说中的美德吗？
当时的唐太宗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特别热衷传而久之的书法“飞白书”。这种书法是汉朝文学家蔡邕发明的，他从工匠用扫把蘸石灰刷墙得到启发，独创了黑中隐白的笔道，这就是“飞白书”。唐太宗习练这种书法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书史会要》有“太宗善飞白，笔力遒劲，尤为一时之绝”的评价。由此推测，端午节时唐太宗送给长孙无忌和杨师道扇子，重要的其实不是扇子，而是扇子上的飞白书，这实际上寄托了唐太宗对大臣弘扬古风、以增美德的希望，而不是人们所想像的只是为了降温和杀毒。
这一推测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前后的举动相当吻合。唐太宗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他从古代书籍中寻求治国良策，同时反思自己的言行。贞观十八年前后，他常常用古代的精典和大臣们辩解，很多时候让大臣们不知所出，无言以对。《资治通鉴》曾说：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唐太宗丰厚的文学功底和旁证博引的雄辩口才，常常让很多大臣下不了台阶。
散骑常侍刘洎为此还特别上书劝谏，反对唐太宗引征古事以排解众议，希望他不要为了个人兴趣爱好而自伤身体。唐太宗书写飞白书答道：“没有思考则无法治理臣下，没有言语则无法表述思虑，近来议论国事，过分烦苛，高傲轻视他人，恐怕即由此产生，至于心神，则不是由此劳顿。如今听到你的直言，当虚心改正。”
这虽然是一个唐太宗知错必改的精典故事，但也说明贞观十八年前后，唐太宗的确非常重视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率先做到了学以致用。他之所以常常引用古代精典，其实就是希望能在大臣们中传承下去。如果再向深处理解，唐太宗赠扇并不仅仅是希望大臣们继承传统的书法艺术，而是继承古代风俗中的各种精华。
如果这样推测，唐太宗所说的“庶动清风”中的清风二字，其实有着两重含义，表面是“清凉的风”，引深理解就是清风的另一个意思“清慧的风化”，用白话说，清风就是指古代优秀的风俗文化，这与“以增美德”四个字是前呼后应的，也是一语双关的。
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在《飞白书赋》中用“分赐宰弼，涣扬古风”八个字，一语道破天机，说明唐太宗赠送大臣亲笔书写“飞白书”的扇子，其真实目的和初衷，就是希望大臣们弘扬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至于后来民间风俗中“端午赠扇”演化出来的“辟邪、凉快”等含义，只有用“移风易俗”来解释了。如此一说，唐太宗的“端午赠扇”真是高雅而富有内涵，而民间这一习俗的含义倒是显得通俗而更加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