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叶剑英的所做所为

不容青史尽成灰:邱会作谈文革(三十四)

2011-05-27 12:56 作者: 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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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而这正是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军中高层人士在文革中或被重用、或被迫靠边站,还有的被打倒,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军中一些高层人士在文革中的活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正面人物个个都是“高大全”,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也被掩盖、淡化,甚至根本就从正史上消失了,似乎他们从来都是文革中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英勇斗争的典范。这显然不是真实的。笔者读罢邱会作的口述回忆,觉得有必要将这些人的文革言行作一番梳理,将那些被官方刻意掩盖的史实展示出来,这对研究那段历史不无助益。 

(一)叶剑英

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剑英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学者丁抒曾撰有《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对叶剑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给予分析,值得一读。针对官方所掩盖的叶剑英文革作用,笔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第一,叶剑英是打倒罗瑞卿的“重量级人物”。

有关倒罗的准备阶段: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正遇叶剑英和聂荣臻谈论罗瑞卿,邱说:“叶帅说:‘那个人(罗瑞卿)身长、脚长、手也长,到处抓权……’聂帅说:‘那个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对下面的人,凡不进他小‘圈子’的,马上就给他们穿‘小鞋’……’”(页9)8月间叶剑英把邱会作叫到家里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泽东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邱说:“叶帅说那番话很激动,说了不少罗瑞卿的问题,什么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块啦,大比武冲击政治啦,希望林彪身体不好快死了等等。”(页10)1965年秋,叶剑英按照毛的指示开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忆说:“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肖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页11)

倒罗的实施阶段:叶剑英是12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主要人物。邱会作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的激昂慷慨呀。”(页13)1966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领导小组的总负责,叶有意把会议分成两阶段,前期揭批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期揭发罗的“小圈子”。罗跳楼后,叶兴奋地改明末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关于叶剑英倒罗问题,可参阅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 载华夏文摘增刊 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同署名。该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向中央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罗瑞卿倒台后,贺龙靠边站了,叶剑英取代罗瑞卿出任掌握实权的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叶剑英积极倒罗而得到的一大回报。

第二,毛泽东文革倒刘部署的积极追随者

叶剑英配合毛泽东的倒刘部署在军队中打招呼。邱会作回忆说: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叶剑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陈锡联三个人闲聊,说毛泽东最近讲了古书记载有两头蛇的故事,说有一种蛇有两个头,有的长在一边、有的长在两边。这种蛇一定很苦,两个头长在一边的还好办些,可以协调活动,而长在两边的就无法协调了,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总是扯皮。叶剑英讲:‘主席说这种两头蛇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头蛇的。他这个时候说这个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在影射刘少奇。6月份,中央军委开会学习《五一六通知》,叶剑英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

“五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是军队一方的重要代表,在会上叶狠批“彭罗陆杨”,邱会作因军务方面的急事电话找叶都不可得。邱回忆说:“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439)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心领神会。叶剑英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还直接与军委一线工作的干部们谈党内问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下台成了定论,6月份叶剑英向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叶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不仅如此,叶剑英还向军队干部介绍了党内的政治状况。邱会作回忆说:“叶剑英就党内的政治状况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最近有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是中央组织部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信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党是一派还是两派?我们都是‘共产党派’,是一派。但事实上两个主席各管一摊。那封信还用了几个数字和例子来说明,不仅政治路线是,组织路线也是。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军队干部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很多都是白区党的,有些人自称是‘建国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很大一部分是参加过白区工作的。”(页26)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主持的军队系统的传达是有针对性的,是真正能够把握精神实质的。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毛泽东的针对刘少奇“中央”的战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为组长,下有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邱会作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个人负责,相关的活动并不向刘少奇的“党中央”汇报。这个工作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经过调动,北京地区的机动部队多达十万人。邱会作说:“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页25)显而易见,叶剑英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时军内的重要力量。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历史上叶剑英和林彪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彭德怀主军时期,叶剑英基本在家赋闲。1959年庐山会议,叶剑英也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拥护者。林彪上台后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全军新条例的任务给了叶剑英,叶搞出的解放军团级《合成兵战斗条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赞扬。但是贺龙、罗瑞卿主军时,叶剑英依然受到冷落,叶剑英心存怨愤,因此叶在倒罗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一任的军委秘书长,更成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军内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叶剑英卖力地赞扬林彪。邱会作回忆说:“他从军委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讲了不少赞扬林彪的话,他是从战功、能力、忠诚来说为什么林彪要当接班人的,调子非常高呀!”

叶剑英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日接见艺术院校师生时,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泽东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泽东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泽东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泽东、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10月5日的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叶剑英说:“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从一九二八年起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向毛泽东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泽东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叶剑英在同年11月的空军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发挥说:“拥护伟大的毛泽东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他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就是拥护毛泽东的几十年,林付主席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武装了我军,才能成为世界的榜样。林总提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仍非常虚心,说自己不行。林副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突出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违背了这一点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如果讲特殊,就是特殊需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林彪同志。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体会最深。”(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事实上,叶剑英是党内高层首先对外界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叶剑英的表态远远早于中共“九大”公布的新党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剑英对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必要的让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开始呼风唤雨,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跃跃欲试,逐渐成为一只造反势力,颇有势不可当之势。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9月底,在军队一线领导的叶剑英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认为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点对军队院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迫于毛泽东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点了头。起草关于军队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样开展“四大”的军委《紧急指示》文件时,中央文革通过全军文革提出了军队院校在撤出工作组后,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状态要结束,要像地方一样由真正的左派领导运动。该文件毛泽东很满意,一见即批。”(页58)为什么叶剑英开始转向?邱会作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察觉叶剑英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来的‘咨询’机构了,可以‘通天’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衙门’。叶剑英深知党内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泽东。毛泽东要搞的事,谁也挡不住,如果叶剑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泽东说不定会牺牲叶而促进林的转变。叶帅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谋略,是为了使自己主动。他还为林彪出了些点子,例如,用《紧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形式上要热热闹闹。虽然这有做给毛泽东看的意思,但不许‘四大’这条防线在军委决策层里松动了。“(页59)由此一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群集北京,将军队各大机关、总部搞得乌烟瘴气,军队干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

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

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泽东、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

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泽东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要牺牲陈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了。凡是毛泽东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泽东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泽东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泽东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命集团”,成为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泽东、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 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 页575)另据知情人透露,叶剑英强命卜占亚作伪证,要求卜占亚承认在1971年9月12日接到林彪来电,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虽然卜占亚的罪名被撤销,但是所谓的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名依然存在。不能不说,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官方史书竭力回避、掩盖的。(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 星克尔出版社2003年版)

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来源:《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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