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
新闻秘书办公室
2011年5月25日
奥巴马总统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
威斯敏斯特厅(WestminsterHall)
英国伦敦(London,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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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今天,在经历了从战争开始到以衰退为终点的艰难的10年后,我们两国又再次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曾经濒临萧条的全球经济现已趋于稳定并正在复苏。经过多年的战事,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了10万军队,英国也撤出了自己的军队,我们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已经结束。在阿富汗,我们遏阻了塔利班的扩张势头,不久将向由阿富汗主导的方向过渡。在9.11事件发生将近10年后,我们瓦解了恐怖主义网络,击毙了恐怖主义头子乌萨马∙本∙拉丹(OsamabinLaden),给予“基地”组织沉重的打击。
我们共同应对了重大的挑战。但在我们掀开两国共同历史这一新篇章的时刻,各种严峻的挑战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一个各国的繁荣已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连的世界,必须开创合作的新时代确保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稳定。随着新的威胁跨越国界和海洋四处蔓延,我们必须摧毁恐怖主义网络,制止核武器扩散;应对气候变化,抗击饥饿和疾病。当革命浪潮席卷中东和北非各国的街头之时,这一代人渴望自己决定命运的呼声与全世界息息相关。
这些挑战产生于一个新世纪的国际秩序已被重新塑造的时期。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应该欢迎这一发展,因为它使全球亿万人民摆脱了贫困,并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开拓了新市场和新机会。
然而,随着快速变化的发生,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已成为时髦的质疑,声称伴随着这些国家崛起,美欧在全世界影响力是否会走向衰落。这种论点认为,也许这些国家代表着未来,我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这种论点是错误的。现在正是我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正是美国、英国和我们的民主同盟国家塑造了新兴国家得以崛起和个人得以发展的世界。即便在更多国家能够承担全球领导责任之时,为了使这个世纪实现更和平、更繁荣和更公正的目标,我们的同盟依然必不可少。
在威胁与挑战要求各国必须携手努力,相互协调之时,我们依然是全球行动最大的推动力量。在一个以商务和信息的迅速流通为特征的时代,我们的自由市场传统、我们的开放性,同时我们承诺保障我们公民的基本安全,以此作为坚强的后盾,为强大的共同繁荣创造了最好的机会。由于亿万人民因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信仰或统治他们的政府的属性而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我们这些国家最积极地要求维护有助于实现和平与尊严的包容和自决的价值观。
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步不前。我们的领导作用的性质需顺应时代的要求。如我首次作为总统前来伦敦出席20国集团(G20)峰会时所说,罗斯福(Roosevelt)和丘吉尔(Churchill)可以坐在房间里喝着白兰地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尽管我想卡梅伦(Cameron)首相一定会同意,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来点烈性酒。在这个世纪,我们的共同领导作用将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适应新的情况,为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调整我们自己。
首先谈谈我们在经济领域的领导作用。
亚当·斯密(AdamSmith)的核心见解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一个能够全部发挥男性和女性的个人潜能的自由企业制度是带来财富和创新的最有力的引擎。正是它引发了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工厂中兴起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正是它催发了从硅谷(SiliconValley)的办公园区开始的信息时代的黎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正在如此迅猛地发展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时断时续地在向美国和英国一贯推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迈进。
换言之,我们现在的全球经济基本上是由我们自己所为。今天,思想自由、向前看的国家在竞争最好的工作和产业时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国家拥有最具创造力、创新性和创业精神的公民。
这使美国和英国等国享有一种内在的优势。因为我们以我们对科学和尖端研究、对开发新药和新技术的全力投入引领世界:从牛顿(Newton)和达尔文(Darwin)到爱迪生(Edison)和爱因斯坦(Einstein),从阿兰·图灵(AlanTuring)到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我们在地球上最好的高等院校中让我们的公民受到教育,让我们的劳动者得到培训。但要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里保持这种优势,我们必须加倍投资于科学和工程领域,并重新推动国家培训劳动大军的努力。
我们也在最近几年中再次认识到,市场有时会失灵。上个世纪,我们两国都建立了应对这类市场失灵的框架——例如,在大萧条(GreatDepression)过后建立的保护银行系统的保障措施,以及1970年代确立的保护我们的空气和水不受污染的监管措施。
但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上述威胁已不可能被遏制在任何一国的国境之内。市场失灵的情况可能波及全球并迅速蔓延,必须采取国际性举措予以应对。从华尔街开始的金融危机波及几乎各大洲,因此,我们必须通过G20这样的论坛继续努力,确立全球性的通行规则,以防今后再出现过度行为和滥用现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躲过碳污染之害,因此,我们必须巩固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和坎昆(Cancun)取得的成果,让我们的子孙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清洁的星球。
此外,即使是在自由市场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两国也都认识到,不论我们在生活中多么认真尽责,任何人都可能遇到困境或不幸,都可能被疾病缠身或遭到解雇。因此,我们的一个共同传统体现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中:每位公民都应享有基本的安全保障——生病时有医疗服务,失业时有失业保险,在毕生辛勤工作后有体面的退休生活。我们对公民的这一承诺也是我们能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的原因之一。
现在,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后,我们今天的挑战是履行这些义务,同时确保我们的消费不会导致债务缠身,以致可能削弱我们的经济力量与活力。这将需要我们做出艰难的抉择并要求我们两国都采取不同的路线。但是我们过去曾面对过这样的挑战,并始终能够兼顾财政责任的需要与我们相互承担的责任。
我认为,我们能够再次这么做。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身成功与失败的经历能够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借鉴——实现增长而不造成污染是可能的;持久的繁荣并非来自于一个国家的消费,而是来自于它的产出,来自于它对自己的人民和基础建设进行的投资。
正如我们必须为我们公民的繁荣发展发挥领导作用一样,我们也必须为他们提供保障。
我们两国都懂得与世上邪恶作斗争的意味。如果不是我们在海滩和登陆点、在田野或街巷与希特勒的军队作战,他们是不会停止杀戮的。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获胜并非必然——胜利是靠我们人民的勇气和品格才赢得的。
恰恰因为我们愿意承担战争的重负,我们因此深知战争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我们建立了足以捍卫这个大陆并同时遏制我们的敌人的强大联盟。建立北约(NATO)的核心基础是第五条款(ArticleFive)的简明理念:任何北约国家都无需孤立自卫;所有盟国将始终互相支持。历经60年,北约是人一直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
今天,我们要抗击一个不同的敌人。恐怖主义分子在纽约和伦敦夺去了我们公民的生命。虽然“基地”组织谋求与西方展开一场宗教战争,但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在全球各地杀害了数以千计的穆斯林——男子、妇女和儿童。我们两国并没有、也绝不会同伊斯兰教交战。我们作战的重点是击败基地组织及其极端主义同伙。在这场努力中,我们绝不会手软,正如本·拉丹及其追随者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我们打击无视战争法则的敌人之时,我们将继续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和法治以及我们如此坚决维护的正当程序。
近十年来,阿富汗一直是这些努力的一道中心战线。这些年里,你们,英国人民,同许多与我们并肩战斗的人一道,始终是忠实坚定的盟友。让我们共同向过去几年来所有奉献服务和付出牺牲的我们的男女志士致敬,因为他们都是前仆后继为我们的自由而承担起最沉重的责任的英雄。由于有他们,我们遏制了塔利班的势头。由于有他们,我们建设起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能力。由于有他们,我们现在正准备在阿富汗实现转折,完成由阿富汗发挥领导作用的过渡。在此过渡阶段,我们将与脱离了“基地”组织而且尊重阿富汗宪法并放下武器的人谋求持久的和平。我们还将确保,阿富汗绝不再是恐怖分子的藏匿所,而是一个强大的、享有主权的、能够自立的国家。
的确,在这个新生的世纪,我们的努力为北约提出了新概念,这将赋予我们必须的能力抗击新出现的威胁:诸如恐怖主义和海盗、网络攻击和弹道导弹等威胁。但是,重振的北约将继续遵循其创始人最初的设想,让我们齐心协力采取集体行动,保卫我们的人民,同时传承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博大信念,即所有的国家都拥有权利与责任,所有的国家在维护和平的国际架构中拥有共同利益。
我们在制止核武器扩散问题上也具有共同利益。放眼全球,各国在严加保护自己的核材料,不让它们落入坏人之手。由于我们发挥了领导作用,从北韩到伊朗,我们都已对其发出信息,如拒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必将面临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联盟最近刚刚加强了对伊朗的制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作用。我们在要求别人负责的同时,我们将履行自己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on-ProliferationTreaty)承担的义务,为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而努力。
我们在解决冲突的领域也存在共同利益,那些冲突造成持续的人间苦难并有可能使整个地区四分五裂。在苏丹,多年的战争已造成数千人死亡,我们呼吁南北双方从暴力的边缘撤回,选择和平的道路。在中东,我们团结一致,支持一个安全的以色列和享有主权的巴勒斯坦。
我们在有助于促进尊严与安全的发展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抛开冲动,不再视世界贫穷地区为从事慈善事业的场所。相反,我们应该发挥曾经帮助我们本国人民实现繁荣的同样的力量——我们应该帮助饥饿的人们养活自己,帮助照顾病人的医生们;我们应该支持反腐败的国家,欢迎本国人民的创新;我们应该传播这样一个真理,即只有让妇女和女孩充分发挥其潜力的国家才能繁荣。
我们从事这些工作,因为我们不仅仅相信国家的权利,而且相信公民的权利。这是一盏指路明灯,曾经指引我们打击法西斯主义,指引我们与共产主义进行最后的搏斗。今天,这个信念正在中东和北非接受考验。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人们动员起来,要求摆脱铁碗统治。虽然这些要求变革的运动只有六个月之久,但我们曾亲眼目睹他们的声势——从东欧到美洲;从南非到东南亚。
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并非易事。这些革命需要多年才能取得结果,过程中将会遇到艰辛险阻。权力的割舍极少不经过斗争,在具有部落和宗派分裂的地区更是如此。我们也知道,民粹主义可能发生危险的转化──从利用民主来否决少数族群权利的极端主义,到20世纪在这块大陆上留下许多伤痕的民族主义。
可是不要误解:我们过去和当前在德黑兰(Tehran)、突尼斯(Tunis)和解放广场(TahrirSquare)看到的景象,是人民渴望我们在自己家园视为理所当然的同样自由。它反驳了认为世界上某些地区的人民不需要自由或者需要将民主强加于他们的观点,也驳斥了“基地”组织扼杀个人权利、使人们永远深陷贫穷和暴力的世界观。这一点不容置疑:美国和英国坚定地站在渴望自由者的旁边。
现在我们必须将言词化为行动。这意味着为正在转向民主的国家的未来做出投资,从突尼西斯和埃及开始──通过加深贸易与商业的纽带;通过帮助他们证明自由会带来繁荣。这也意味着支持普世权利──通过制裁实施压制的人、强化公民社会,以及支持少数族群的权利。
我们这样做时深知,西方世界必须克服中东和北非许多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源于艰难的历史。多年来,我们一再面临那些听到我们拥护自由但他们无法享受自由的人指责我们虚伪。因此,我们必须对他们坦然承认,我们对该地区具有持久的利益──与或许不总是十分理想的伙伴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世界能源供应受到干扰。但是我们也必须坚持表明,我们认为那种只能在自身的利益和理想之间,在稳定和民主之间作出选择的观点是谬误的。因为我们的理想主义是基于历史的真情──镇压只会提供稳定的假象;公民自由的社会更为成功;民主体制是我们最密切的同盟。
正是这种真理指引着我们在利比亚的行动。在利比亚实施镇压之初我们本可轻易地说,此事与我们无关,一国的主权比其境内公民遭到屠杀来得重要。一些人确实信从这种论点。可是我们不然。我们接受更广泛的责任。虽然我们无法制止每一种不义,但是有些情况要求我们不能谨小慎微──当一个领导人扬言屠杀自己的人民,国际社会在呼吁采取行动之时。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制止了利比亚的大屠杀。在利比亚的人民受到保护、暴政的阴影消散之前,我们不会松懈。
我们会以虚怀继续前进,并且知道我们不可能主导国外的每一种结局。最终,自由必须由人们自己来争取,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但是我们可以,也必须和那些如此奋斗的人站在一起。因为我们一贯相信──从诺曼底(Normandy)到巴尔干(Balkans)到班加西(Benghazi)──如果其他人的子孙更富足自由,我们自己的子孙也会有更美好的未来。那就是我们的利益和理想。如果我们无法实现那份责任,谁能取而代之?我们将会传下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的行动──我们的领导作用──对于人类尊严的事业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并且发挥领导作用——怀着对我们的理想的信心以及对今天让我们来到此地的我们人民的品格的信心。
因为我认为有一个最终的特质使美国和英国在这一历史时刻责无旁贷。那就是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定义。
不同于世界上多数国家,我们不是以种族或族裔来界定公民身份。做美国人或英国人不意味着属于某个团体,而是意味着相信一套理念──个人权利,以及法治。这就是我们两国境内人口如此多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现在有些人相信如果他们来到美国,如果他们来到纽约,如果他们来到伦敦,勤奋工作,就能宣誓效忠我们的国旗,称自己为美国人。也有人相信如果他们来到英国开始新生活,他们可以像其他公民一样高唱《天佑女王》(GodSavetheQueen)。
确实,我们的多元化有可能引发矛盾。在我们两国历史上都曾发生过关于移民和同化的激烈争论。但即便有这种可能非常艰难的争论,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我们百衲而成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这个只会变得越来越小、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里,我们两个国家的例子表明,人们能够被理想连接在一起,而不是被差异所分隔;人心可以改变,旧仇能够消除;昔日殖民地的儿女能作为这个伟大议会的成员在这里占有席位;一个曾在英国军队当过厨师的肯尼亚人的孙子能作为美国总统站在你们面前。
这就是我们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马士革和开罗街头的男女青年即使有时不同意我们的政策却仍然在争取我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跻身于历史最强大的国家之列,我们两国必须永远牢记:我们影响力的真正来源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规模,我们的军事能力,或我们所拥有的土地。它来源于我们在全世界必须毫不动摇地捍卫的价值观——所有人都被赋予某些无法剥夺的权利。
……
(摘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