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日前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承诺解决修筑三峡大坝带来的生态、环保、移民等问题。有海外学者指出，当初为政治需要上马的三峡工程已经造成了诸多严重问题，并将持续对中国人的子孙后代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但迄今并没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中国官方新华网的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5月18号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参与会议的国务院官员承认，三峡工程在移民、生态、地质灾害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三峡水库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工作规划》围绕这些问题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旅居美国的作家郑义一直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他认为，三峡大坝未来还将造成更多生态社会问题，其中有一些，中国官员迄今也不愿提及。
“你比如说重庆港可能就被他们毁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三峡库区它的库尾到了重庆了。本来从嘉陵江、长江流来的很宽急的水流它不断地冲刷着河道。所以重庆港也是很正常的。如果说库尾一直到了那个地方的话，这些鹅卵石会沉积到重庆嘉陵江和长江交界的这一带。这样就把河床抬高了。最后那么重要的一个重庆港就可能被他们毁掉。”
报道说，三峡工程的主要设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表示，修建和运行三峡工程，中国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像库区滑坡、水库淤积等生态问题，早在三峡论证设计之初就已经意识到，多年来一直采取措施，防治效果比较明显。
德国多德蒙特大学国土规划专业博士王维洛对此评论说，
“现在出现了问题，当时三峡工程的反对派都提到过，而且都很认真地提出来了。包括这九名没有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像陆钦侃、侯学煜、郭来喜等等。特别是侯学煜教授他出了三峡工程它的综合性的生态危机。这个区别就在于三峡工程的主上派当时都从最优的情况下来说三峡工程它的工程，它的功效，都是想象每一个专业组的最优的情况。那么，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他们要你考虑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最坏的情况。双方的出发点就是不同的。中国政府其实的决策权在前，让这些科学家，技术人员按照他们的决策来写所谓的注释。”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还表示，随着三峡水库蓄水，库区水华、汛期漂浮物等问题引起关注，这些都是世界性难题，任何大型的水库都会遇到这样问题，受到条件和手段限制，只能尝试着去解决。王维洛则认为，
“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世界上这些大坝都要遇到的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世界上的大坝像水滑的问题，水污染的问题并不是十分严重的，他能指出哪个大坝的蓄水是像三峡这样产生绿藻、蓝藻这样的？没有的。他自己就在那里凭空想象地说这是实际上的难题啊，没办法解决。三峡工程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三峡工程的目标是互相之间矛盾的。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说防洪。防洪和发电就是矛盾的。防洪和排混蓄清的措施，和航运也是矛盾的。所以它各个目标之间是矛盾的。你说你怎么解决问题？”
郑守仁表示，有些问题，例如三峡通航能力不足，和水库对下游供水量不能满足需求等，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三峡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王维洛指出，三峡项目当初的上马过程是先决策，后论证，论证报告中的很多数字也是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缺乏科学依据，例如5千万吨的单向通闸航运能力是1981年时任长江委员会主任向邓小平汇报的数字、220亿立方米的防洪总库容则是1984年李鹏提出的。当初在三峡论证报告上签字，力主三峡上马的多名科学家，包括郑守仁，后来都得到提升，成为院士。事实上，三峡工程已经造成了巨大生态灾难，目前居住在三峡库区周围的400多万三峡工程移民因滑坡等危险，将被迫再次搬迁，而迄今无人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