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看来，“整人”、“捕人”、“杀人”……都是非常认真、严肃、慎重的大事，实际上在毛泽东眼里，这些事好象是小事一桩。提笔往纸上写一些数字，让下边照数去整，去捕，去杀就是了。反正脑子里绷着一根弦儿——阶级斗争。
四十年代，老李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谁都知道，在那个时代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第一，必定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第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第三，绝对没有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
然而这位坚定的中共党员，迎来中共建政后不久，在一个重要政权部门工作时，面对一份上级发下的重要文件，思想陷入了极大的困惑。那是一份中央发下的关于全国“镇反”的文件。文件规定：四川杀多少人，河北杀多少人，江苏杀多少人……
老李看后立刻想到，不管杀什么人，杀人是关系到人命关天的事。按理说应该先由下边报上来，上边根据具体情况再研究决定。现在还没有调查，还没有抓人，还不知道有多少人需要杀，必须杀，怎么就可以先由上级规定出杀人的数字呢？要按这数字去杀，那要人头落错了地怎么办？谁能负责？怎么负责？作为一个新的政权，这样处理关系人命的大事太荒唐。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眼看着这样干下去，简直难于想象。但是当时环境和条件所限，他只能采取“逃避”的办法，“眼不见为净”，要求调离机要部门，到学术部门工作。结果先调到社科院，最后调到北京大学教书。尽管遁入了教门，岂料1957年学校又成了知识分子的重灾区，地下党员也没逃过“阳谋”那一劫。好在处理较轻，没有离校。
2010年《炎黄春秋》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公安工作“大跃进”》的文章。作者是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这是一位北京政法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文章的内容，可以说是公安干部第一次说出来的真话。文章虽然说的只是作者工作过的青海、安徽省的情况。却也可以窥见全国公安部门的一斑。有的情况和数字，正可以印证老李五十年代的看法。
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下达安徽的捕人指标是45,000人，结果安徽超额完成，捕了101,000人。”这捕人确实是根据上边下达的“指标”来的。老李虽然“先觉”，但他没有料到还有拿“捕人”翻番这一招。
那么都捕了哪些“该捕的人”呢？
文章说：“被捕的大多是无辜的劳动群众，而且1/3最后死在狱中。青海劳改部门在押的160000人，三年死亡49304人。”这五十年代末的一星半点数字，足以证明五十年代初全国的“整人”、“捕人”、“杀人”是怎么搞的。
1958年1月22日，公安部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讨论公安部工作如何“大跃进”，制定了一个《公安部工作计划要点》。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下发。要点中规定：“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还说：“把可能成为坏人的人，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通通抓起来……”
作者问道：“什么叫应该逮捕？依什么法？”我们如果再深问的话，什么人算“可能”、“潜在”犯罪？谁能钻进人的头脑里去查看？这公安部的头头是不是有病？怎么能说出这等昏话`？
根据这种“政策”，焉能不出“冤案”？出的少了恐怕都不行。
文章还介绍说：1958年7月1日，青海省互助县制定了一个《打击敌人防止叛乱的报告》。该县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叛乱”。那是一个不到十万人的县，一夜之间抓了1152人（其中有干部77人）。湟中县竟然提出“苦战六昼夜，抓捕600人”的口号。结果六天捕了841人。这不是拿抓人当儿戏吗？这要坑害多少良民?
当时，有一个117个社员的村庄，饿死了51个社员，生产队长不愿让社员饿死，带领社员上山刨野菜，居然也被诬为“坏分子”抓起来，一个月后死在狱中。在“大饥饿“时，老百姓就得等着饿死？你要出去“找食”，就能打你个“坏分子”。
所以发生这些闻所未闻的荒唐事，固然干部水平极低，思想疯狂，其实细究起来，可以说都源于毛和各级“马屁精”。上边的文件荒唐，下边的干部岂能不疯狂？当时毛的“大跃进”、“超英赶美”的梦幻早已冲昏了他的头脑。1958年8月，他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就放出了：“刑法、民法都不需要了，我们的决议就是法，开会也是法……”的昏话。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立即跟进，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赤裸裸来了“我说了就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人治。
偌大一个国家，社会，没有了法，岂有不乱套的道理？
以杀人为乐，这就是毛泽东的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