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仲夷，中共元老，历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1980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1985年），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抢救运动”初受“左”害
1943年11月间，我和李尔重被调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我被留在冀南行署办的整风学校任党总支部书记，李尔重被留在冀南军区办的整风学校。我在学校工作不几天，就看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说延安在整风运动中发现了特务，经过揭发斗争，有些敌特“坦白交代”供出了很多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和“托派”。中央在电报上说，在“抢救运动”（这时，“整风运动”已被叫做“抢救失足者”的“肃反运动”）中搞出了这么多特务，并创造了许多经验（如“大会围，小会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中央表示很高兴。当时，我的思想主要是感到吃惊，但对党中央、毛泽东还是深信不疑的。
一个多月后，我和李尔重同时被调到北方局党校去参加“整风”学习。大概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风学习，主要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方面，的确有些收获。但为时不久，就开始了“抢救失足者”。那时，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交代自己的问题，要求是“对党一条心，不能半条心，更不能两条心”。审查者对每个人历史的各个关节都要进行审查和质问，被审查的人如果答复得不满意，就被怀疑甚至肯定为有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所谓“抢救”。而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被怀疑和“抢救”的重点对象。这时，我的内心就开始有了疑问。特别是当党校全体学员参加了北方局机关在“麻田”（在左权县，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编者注）召开的“坦白”大会，看见搞出了那么多的“特务”和“内奸”，我对“抢救失足者”运动就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之所以产生疑问，是因为在许多问题上，在通常的情理上，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不能不使人怀疑。
在审查一个人的历史时（被审查者大多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对许多问题表现主观、片面、无知，特别是采用“逼供信”，甚至采用了不人道的极为残酷的办法，我认为都是错误的。在我被“抢救”时，“积极分子”们对我搞“车轮战”（轮班对我进行昼夜盘问、逼供），曾在一个月中，只让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的觉（每次只叫打几分钟的盹）。在我被“车轮战”式“抢救”折磨时，党校负责人杨献珍同志曾“劝说”我彻底“坦白”。我向他建议说：“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泽东。”他说：“毛泽东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你呆的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的特务机关，后来音译为‘克格勃’）！”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说实在的，我到现在对杨献珍同志仍十分敬重。他是我们党内知名的哲学家。……在当时的那种气氛下（可以说是“红色”恐怖），我没有发现一个挺胸反抗者，杨献珍同志也不可能例外。后来，杨献珍同志在哲学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观点，因为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一分为二”的论点，而受到严厉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饱经折磨。自我党建党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路线斗争、政治运动如此之多，很多人既整过人，也挨过整，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如此。可惜的是这个历史教训并未得到认真的吸取，使之真正成为宝贵的经验。这次“整风”“抢救”，我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呆了一年半时间，过了一年半被逼供、被“软禁”的生活。……也许是由于“抢救运动”在我心上的烙印太深吧，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对于运动中的某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我在思想感情上往往有些反感，而没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感觉。
关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
首先是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我认为土改运动是必须的，但有些过火的“左”的做法是不应该的。譬如把富农和地主同样看待，并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划在一起，统称“地富反坏”（反“右派”后又加上“右派分子”，叫做“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黑五类）。有的地方在土改中把每个村的人都带上红（贫雇农）、黄（中农）、白（地主、富农）三色布条，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各村农会都可以私设“刑堂”，对地富分子实行严刑拷打，生杀予夺。我觉得这都是不必要的“左”的做法。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共和国诞生之初，在各种敌对分子的反革命活动相当猖狂的时候，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也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毛泽东提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中，在不少地方仍有“逼供信”的现象，因而错捕错杀了不少人。
1951年到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以树立廉洁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在很多地方又重复了“抢救运动”中“大会围，小会攻”、“车轮战”等“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当时我在旅大市委当秘书长，我曾多次向市委领导和干部们提出，运动中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定要强调重证据，特别要重物证。不能轻信口供，绝对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车轮战”、体罚和各种威胁、恐吓的办法。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旅大的市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是完全同意的。主管干部和纪律检察工作的组织部长胡忠海和我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但是，我的这些意见却遭到东北局工作组的反对。他们把旅大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说旅大这个地方，“山高林密，虎多而肥”（当时把贪污1万元以上的称为“大老虎”，贪污5000元以上的称为“中老虎”，贪污1000元以上的称为“小老虎”）。他们认为我在运动中思想“右倾”，把我从旅大市调到黑龙江省（当时叫松江省）。在调离前的鉴定会上，东北局工作组的一位同志给我下的结论是：“任仲夷的思想在运动中表现右倾，从思想体系上说，是右的体系”。
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
1954年，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也牵连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是对李常青同志的批判。李常青同志当时是哈尔滨市的市委第一书记。他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缺点是工作上有点家长式领导的作风。总的来说，是一个好同志。由于工作上与高岗有些联系，便被诬指为高岗线上的人。当时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局一位负责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我，说李常青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李常青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错误的批判。对此，作为市委第二书记的我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后来，李常青同志被调到教育部任司长，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内蒙古去劳动改造。在一次骑自行车时，遇车祸不幸身亡。一个奋斗几十年的老同志，就这样落得非常悲惨的结局！对于李常青同志的不幸遭遇，我一直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对他的悲惨遭遇，比我自己在“抢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这是我心上一个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
反右当中的“滔天罪行”
1956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我对党的“八大”是衷心赞成、完全拥护的。特别对于“八大”报告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向大自然作战、搞经济建设，我从心眼里高兴和拥护。对于“八大”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也是非常赞成的。因此，在“八大”以后，我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对工作干劲倍增。全国也是一片欢腾，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可是，好景不长，“八大”闭幕以后，毛泽东又在青岛会议上作了内部讲话，提出和“八大”决议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疑虑，“八大”决议还算不算数呢？但心里还是想：毛泽东和党中央总是正确的，这种重要提法的改变，一定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只有一个问号：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召开党代表大会呢？至少要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我万万不会想到，这是毛泽东个人决定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我在哈尔滨市任第一书记，我也抓过“右派”，整过人。当时我对毛泽东所讲的“引蛇出洞”的做法虽有疑虑，但总的来说，还是忠实执行了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的。按我个人的水平和胆识，当时不可能不按上级的指示办。但由于我对那种做法有疑虑，因而也做了一件违反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的事。当我看到中央下发的就要掀起抓“右派”的绝密文件后，我担心如果市委、市政府党员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不了解中央的意图，怎能领导好这次运动呢？所以，我未经报告省委和中央，擅自把《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份文件在党员副局长以上干部中进行了传达，并要他们绝对不要再往下传达。由于这些干部了解了中央意图，所以在鸣放当中都比较慎重，这样，在市委、市政府党员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就没有出一个“右派”。我的这一行动，在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上来说，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却使那次抓“右派”的运动没有扩大到市委、市政府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这也算起了点保护干部的作用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揭批我在“反右派运动”中，使哈尔滨市副局长以上的干部中的“大右派”都漏了网，我也“罪责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庐山会议后，整过一个“反党集团”
在1959年发起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也是一个忠实执行者。对于当年召开的庐山会议，黑龙江省是第一书记欧阳钦、省长李范伍参加的，我在那时只能从欧阳钦回来的传达和中央的文件中知道一些情况。我记得，大概是庐山会议闭幕以前，哈尔滨正在召开市党代表大会。我在大会上代表市委作的报告，关于反对浮夸风、瞎指挥风，反对主观主义等，还是有一定分量的。这本来是对的。但在那次大会闭幕的前两天，我听到庐山会议关于反右倾的信息，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为使大会代表和领导干部有反右的思想准备，我在大会闭幕之后，未等代表散去，马上又召集参加和列席会议的原帮人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作了一个讲话，把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加了进去。市党代大会通过了市委的报告，并形成了决议。市委第一书记紧接着又在干部会议作了一个相反的“重要讲话”，这确实是极少见、极反常的。但在当时，我只能和只好那样做。紧接着，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党、全军、全国开展起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像全国一样，也揭批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错误的人。甚至，哈尔滨市委，也像许多地方一样，搞出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这是在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由于过火地错误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根据错误的认定，并经省委同意的。我作为市委第一书记，对于受到冤屈的同志，负有重要的责任。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7000人大会，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凡是过了火的，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一风吹。这样，这次运动中受到处分的，比之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要幸运得多了。在一风吹中，做平反的工作，对我来说，比之揭批的时候要主动积极得多。给人平反，向人道歉，我心情是高兴的，唯恐做得太慢了。7000人大会后，我一回哈尔滨就抓紧平反工作。在市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我公开进行了检讨，并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人，我还亲自到他们家中去赔礼道歉。只是对于那个错定的“反党集团”，因为比较复杂，没有随着“一风吹”及早平反，后因“文化大革命”，又拖了几年，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事。
关于“四清”和“文革”
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体现在“桃园经验”上），对于把农民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也有不同的看法。1964年中央开会讨论制定“二十三条”时，我还误以为毛泽东在纠正刘少奇同志的“左”，没想到毛泽东是认为刘少奇“右”。结果“二十三条”比刘少奇更“左”，最后“左”出个“文化大革命”。“二十三条”中提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时，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怎么也不会想到刘少奇会被定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自己也成了哈尔滨市的最大走资派！至于1966年开始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造成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严重灾难，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有刻骨铭心的切肤之痛。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两个愿望
我之所以回忆这段历史，无非是有两个愿望：第一，是想让大家全面认识一个真正的任仲夷。我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思想一贯右倾”，我也有“左”的时候。我也不像有的同志想的那么好，我有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政治运动中，我既挨过整（主要是“抢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也整过人。由于长期处于省市领导的地位，整人的时候更多一些（虽然我一直反对主观主义和“逼供信”的做法），我愿趁此机会郑重地向被冤屈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表示沉痛的悔恨和诚恳的道歉。第二，是想提醒人们勿忘历史的教训。至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则宜细不宜粗。对历史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取得的教训就越深刻，越能防止我们重蹈历史的覆辙。人们常说，时间是公正的，历史是无情的，许多历史事件，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历史事件，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历史的鉴别，才能得出公允的评价。吾老矣，这样的任务，只能期待于21世纪的历史学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