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以往很少被人论述到。林彪以往在政治上还是极为沉稳的，轻易不会出面表态。从文革过往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林彪是采取“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态度，一切都要等毛泽东表态后再表示拥护，以免日后被人抓把柄。但是这次为何林彪带头上阵批评张春桥这位毛泽东的文革“红人”？这实在有违林彪一贯秉持的处事原则。笔者曾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一文中对此略作分析：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林彪这一举动并未在事前与周恩来或军委办事组成员们作过商讨，很可能仅仅与陈伯达等极个别人交换过意见。陈伯达在林彪刚上庐山伊始就拜访了林，长谈一个多小时，商讨了如何批评张春桥。（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很可能对林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林彪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叶群的影响。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在庐山开会讲不讲那番话，他（指林彪）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鼓动说‘要讲。’”（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读罢邱会作的回忆，笔者终于对这一问题有了清晰的了解。
邱会作回忆说：“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出题目”、“指出来”、“敲边鼓”。“出题目”是把上海帮的问题正式提到毛泽东那里去，看毛泽东怎么办。“指出来”是在一定场合向大家指出上海帮的问题，“敲边鼓”是旁敲侧击他们，给以警示！林彪想选择“出题目”，想对毛泽东说，或写信给毛泽东。在林彪犹豫之际，陈伯达提出最好是“指出来”。”起初，林彪对批张还有犹豫，陈伯达还为林彪作了分析：“其一、毛泽东和林彪是亲密战友，历来互相支持，毛泽东要打倒的人，林彪支持。林彪讨厌的人，毛泽东就搬开。其二、毛泽东知道上海帮的宗派活动和反林彪、周恩来的事，批评了上海帮，表示以后要拆散他们。其三、高级干部绝大多数人讨厌上海帮，受过他们的伤害，只要林彪‘点’一下，就会受到广泛的拥护。”（页440）
正是由于陈伯达的鼓动，林彪终于站上了批张第一线。
再下一个问题是，为何林彪选择张春桥作为批评的对象？
邱会作认为：“上海帮在中央里有四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资格很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深受毛泽东信任，又与周恩来的关系不一般，不能去打；江青是毛泽东的老婆，不便去打；姚文元是书呆子，不值得去打。而张春桥是上海帮主要做工作的人，也是康、江、张、姚之间以及各路造反派头面人物互相联系的关键一环。打垮了张春桥，就等于打散了上海帮。”（页442）
林彪能够听进陈伯达的意见，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1、陈伯达作为笔杆子长期跟随毛泽东，是中共最主要的理论权威之一。林彪的部下都是军人出身，缺少思想理论工作的人才。陈伯达在林彪阵营中能够发挥其理论家的作用。2、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虽然贵为文革小组组长，但是并无实权，长期被江青等人欺压，而陈伯达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军委八项命令》、一定程度上遏止造反派，以及“九大”后停止中央文革的活动等，都与林彪相配合。陈伯达由此得到林彪的信任。3、陈伯达与林彪在政治理念上相近，如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林陈就主张要发展生产，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搞运动。也就是说，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要适当地给文革运动降温，使国家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林彪的失误何在？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起对张春桥的批评，得到了众多中央委员们的支持，林彪几近成功。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激烈态度，庐山会议倒张一役功亏一篑，这也成为林彪日后倒台的根本原因。那么林彪在庐山上有何失误呢？邱会作认为“我们对上海帮的力量，特别是对江青的作用估计不足。只看到毛泽东厌烦江青、政治上批评她、感情生活上冷淡她的一面，没有看到毛泽东还要利用她，要对她负责任的一面。“九大”以后，江青攻击周恩来，被抓住了辫子，毛泽东批评了她几句，我们利令智昏，以为毛泽东在生活上甩开江青以后，进而在政治上也要抛开她了。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是把江青他们当成文化大革命的象征看待的。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太重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得多。我们去打上海帮，触及了文化大革命，触怒了毛泽东，惹了大祸。在以后的岁月里，1972年邓小平复出了，我看他对江青他们，也犯有和我们类似的错误，对那伙人的力量估计不足。邓小平以为毛泽东让他主持中央工作了，把江青他们说成是‘四人帮’批评了。邓小平以为自己可以放手大干，尽可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工作抓起来。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导致了邓小平的第三次下台。”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将来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无论是谁，只要他是负责任的政治家，迟早都要搞掉上海帮。六年之后华国锋、叶剑英不是那样做了。林彪只是选择的时机不对。”“如果说林彪有误判的话，不是他对整一下张春桥的决心下错了，他的误判在于不知道中央委员会里有那么多的人厌恶上海帮，由此把解决张春桥一个人的问题演化成了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文革派’的问题，进而变成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过激反应，这和当初“二月逆流”引发毛泽东震怒类似。”（页490－491）这一看法确是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