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引起世人广泛关注，有媒体称这是一次“冠盖云集”的盛典，可谓恰如其分。我有一位年轻朋友想到清华园感受一下现场气氛，居然提前从单位组织的春游中返回。没想到当他兴冲冲地赶到清华西门时，却被十几位保安拦住去路。他又奔向南门，场面更加森严，还有几辆警车和许多城管在那里守候……
这位朋友两年前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曾参加过该校建校45周年活动。他告诉我，校庆期间，香港中文大学为了让普通市民也能感受到大师的风采，特意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为市民举办八场“博文讲座”。讲座由学校最知名的教授主讲，其中包括文艺评论家李欧梵先生、校长沈祖尧先生和资深大律师梁定邦先生等人。此外，香港中文大学还举办了“校庆嘉年华”活动。活动的内容除了文艺演出、科普讲座、各种展览、参观校园之外，还专门为小孩子准备了各种儿童游戏。值得一提的是，校庆活动没有任何仪式，更没有邀请任何官员参加。因此这位朋友感慨地说，清华大学关起门来办校庆实在是气量狭小，不可思议。
为什么作为“老大哥”的清华大学会如此“小气”呢？这恐怕与清华大学复杂坎坷的经历有关。在我看来，百年清华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清华成立到1952年院系调整大约40年左右。在这一阶段，清华园可谓大师云集，精英辈出。在这里教过书或者从这里走出来的人有梁启超、王国维、梅贻琦、胡适、赵元任、陈寅恪、潘光旦、吴宓、金岳霖、朱自清、俞平伯、冯友兰、叶企孙、钱穆、梁思成、叶公超、邓以蛰、华罗庚、钱伟长、费孝通、王力等等。大师的最大特点是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知识丰富，文理皆通。因此清华奉行的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实行的是以人文主义为主的通才教育。据说在清华校训中，除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外，还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八个大字。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删掉了。
第二阶段从1952年到1980年前后有30年左右。从1952年起，清华大学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废除通才教育，开始全力以赴地培养所谓专家。因此人们把这一阶段的清华大学称之为“工程师的摇篮”。当时清华大学的口号是“又红又专”“听话出活”，这其实是在培养驯服的工具。
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就在清华大学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爱因斯坦曾经尖锐地指出：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还说：“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1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于是，当这些受过很好训练的专家们设计进入工作岗位之后，人们才逐渐发现：我们的城市为什么总是那么冷冰冰地没有人性？我们制造的产品为什么那么毫无创意？我们培养的学生为什么有知识没有文化？我们的大学教授为什么没有创新能力？我们的大学校园为什么总是丑闻不断？应该承认，从刘海洋虐熊到药家鑫杀人，再加上接连不断的自杀事件，都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教育从这一阶段开始就出了问题，清华大学当然也不例外。
从1980年初到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出国留学并滞留海外，就是进入官场进入领导岗位。因此人们把清华大学称为“留美预备班”、“权力的秀场”或“当代的黄埔军校”。其实，清华大学的前身就是留美预备班，直到1928年国民革命成功、罗家伦担任清华校长之后，才把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的独立，从此依赖外国为我们培养人才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想到七八十年以后，我们又回到原地！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年来清华大学为国家培养出300多名部级以上干部，因此清华、北大是全国唯一能够以学术压住宦术的地方。这也正是问题的所在！在许多人眼里，学术不是追求真理的工具，而是追逐权力的手段；学校不是以培养大师为荣，而是以能出几个大官为傲。这种价值观充分反映了教育的迷失，社会的堕落。难怪一位清华校友在《中国周刊》上看到《清华与国运》的文章时，居然把标题看成了《清华与官运》。
大师是什么？除了前面列举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等16个字以外，还需要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广博胸怀。相比之下，那些一门心思向上爬的大官们却不仅没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而且在面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等大是大非的时候，也许会情不自禁地说：“关我屁事！”
有人说，在繁体字中，“愛”(爱)字有“心”，“義”(义)字有“我”，“導”(导)字有“道”，“誌”(志)字有“言”。但是在简体字中，却成为爱字无心、义字无我、导字无道、志字无言了。这难道就是上述大官们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