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一”对许多北京劳工来说，并不开心。由于物价高涨、商品房限购、把地下室居住的民工赶走，北京民众的幸福指数降到谷底。许多人只想“逃离北京城”。
什么都涨，就是薪水不涨。从年初至今，包括停车费、理发费、汽油、速食面和水果饼干，通通都涨。在北京当高中英语教师的周平说，他到传统市集买了草莓、橙子、苹果和葡萄，花了一百四十元人民币；去年此时，才不到五十元人民币。
周平说，在美容院理发去年廿五元，今年过完年立刻涨到卅五；餐厅都换过新菜单，价码平均上涨了三成五至四成。连他最爱吃的无锡排骨，也从七十八元涨到一百四十四元。
最严重的是房屋限购令。来自大连的陶冶说，以前只觉得北京房贵，遗憾自己买不起，但从未放弃想在北京购房的梦想；购房令一出，外地人必须在北京有五年缴税证明、缴足医保、社保，才能买房，使他立即“绝望”。
在中关村优酷旗下担任奇艺公司采购员的陶冶说，外国人来北京一年就能买房；但外地人来北京居然买不了房，这太不公平，彻底打击“北漂族”。即使再努力、再辛苦，也是徒然。
限购令公布当天，北京的房租立即涨了百分之四。因为看准买不起的人多了，租房的人肯定多。陶冶说，他和室友在四环租的一套两居室一百平方公尺的房子，本来是六千元人民币，现在涨到八千，逼得他们不得不往五环外觅新巢。
来自大庆的公关公司主管刘石说，过完春节，打扫的阿姨（清洁工）告诉他，本来一个月三百五十元的清洁费必须涨到四百，否则不干。他问，为什么？阿姨说，“大家都涨了，不涨不行”。
原来，北京去年底决定，要把原来住在地下室、防空洞或违章建筑物内的民工赶走，限时勒令他们搬迁。本来居住在里面的一百万民工、清洁工有的黯然离京。有办法的就搬入民房，租金涨了，只得回过头来向雇主要求加薪。
“大陆个税改革，把免税额提高，表面上看似让民众少交税，其实，增加许多税种，民众负担只有更重。再者，官员和有钱人的灰色和黑色收入，还是课不到税，贫富差距更大。”来北京工作七年的王婷说：“一杯咖啡廿元人民币，里面居然有五元是税，税难道不重吗？”
王婷和老公决定去天津碰运气。天津没有限购，还可以落户，将来儿子还能参加天津的高考，一举数得。她说，她的几个朋友都考虑在天津买房、落户，找新的工作。
周平准备去沧州买房。他说，六月京沪高铁通车后，沧州是出京城第一站。现在北京二环边的房子一平方公尺六万元人民币，沧州是六千。虽然两地生活水平差距大，但“这是力所能及的唯一选择”。
陶冶说，大陆现在不讲生产总值（GDP），讲幸福指数。不用和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比，北京的环境连成都和武汉都比不上。生活压力压得透不过气，让数百万“北漂”（指其它地方到北京生活、工作的年轻人，通常没有户口）想远离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