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文革当中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性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和以后的结果深深地影响了中共文革的进程，对中共政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官方史书认为林彪集团妄想夺取最高权力，与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迅速激化，酝酿着一场大的较量。”（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页208－209）然而，事实并非如官方所宣传的那样，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1）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向毛泽东请示过，并得到毛的同意。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由叶群陪同见了毛，提出讲话内容为关于宪法问题，向毛学习和批评对待毛泽东思想一些不正确的态度，没有成文的稿子，只是口头上向毛请示。毛一听林讲的事情就明白了，并让叶群守在门口，主要是防止江青突然闯进来。林要求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得到了毛的同意。邱会作说：“以我所知，林彪的讲话是毛泽东要他讲的，至少是通过了毛泽东同意。林彪是8月20日上山的，当天就去看了毛泽东。第二天（21日）我们刚上山，叶群就对我们讲了他们看毛泽东的情况，大概是这样，林彪说：全会请主席讲话，要是主席这几天休息的好，就多讲上一点。毛泽东回答说：我（毛）不讲，你讲。那时林彪不会先于毛泽东表态，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恪守的一个‘线’。没有毛泽东那样说，林彪会去讲那个话？所谓‘林彪突然袭击抢着发言’一说，既不符合林彪内向沉稳的性格，也不符合林彪一贯遵守的准则。”（页436）这与陈伯达、吴法宪的回忆相一致。
（2）林彪的讲话对张春桥的打击。因为姓氏笔划相同，张春桥与邱会作坐在一起。邱注意到，林彪讲话谈及要警惕有人对待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态度时，张立刻紧张起来，脸色难看了，拿笔拼命记录，最后头上还冒出了不少汗。林讲完后，张拿出香烟，竟然点了三四次才点燃，显示出张春桥的失态，可见林彪讲话对张的打击之沉重。林彪并未点名，但张心里清楚，林彪讲话是在说他。事后叶群向邱透露说，“林总讲话里指的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不点名的点名。”（页439）
（3）林彪讲话后的反响。反响之一是，上海帮灰头土脸。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重放林彪讲话录音。得到毛的同意。而上海帮一伙人开始惶惶不安。开幕式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开扩大会，气氛与往常大不一样，张春桥、姚文元坐在了后面，江青吊着阴沉的长脸生气，康生撅着小胡子一直不停地抽烟，张春桥低着头不敢看大家。一副灰溜溜的样子。（页441）康生在政治局会上甚至还批评张春桥说：“上海同军队的关系不好！”张春桥说：“这方面我们负主要责任，我准备作检讨。”（页449）反响之二是，多数中央委员，特别是军队的干部们心情舒畅，许世友、杨得志甚至说“林总讲得太好了！这几年许多压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林总替我们说出来了，痛快！”“他们（上海帮）过去尾巴蹺到天上了，现在也轮到他们要倒霉了。”（页449）反响之三是，各组讨论时热烈拥护林彪的讲话，不仅军队干部纷纷表态支持林彪的讲话，不少党内元老如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也表态支持。陈毅说：“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同他们斗争，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哪怕他们藏在犄角旮旯里，我陈毅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过去几年里，我是被他们打得躲在阴沟里不敢出来。现在我要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页453）反响之四是，全会气氛开始升温，声讨上海帮。会议讨论林彪讲话时，中央委员们已经清楚林彪讲话中批评的“坏人”就是张春桥，华北组里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更激发了人们的共鸣，党内元老们如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先念等人都表态支持。党的元老虽然是以“普通”中央委员的身份分参加讨论，但所起的作用非常大。聂荣臻、李先念发言比较激烈，就是一向政治上非常稳重的陈云也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起来战斗，这种战斗一定要参加。他身体不好，不能上前线，在后方做点服务工作是可以的，也是应该做的。（页452）官史说陈伯达等人“一时蒙蔽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云云（见席宣、金春明书，第211页），似乎“大多数中央委员们”都是些不谙时事的小孩子，一下子就会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和蒙骗”。这种说法不过就是配合了毛泽东后来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的说辞而已，将大多数中央委员痛恨文革极左派在会上表露出的情绪和言行歪曲成“不明真相”从而“上当受骗”。这也未免太低估了这些经过党内斗争大风大浪锻炼的人吧。
为什么林彪的讲话激起了广大中央委员们的同仇敌忾，愤怒声讨张春桥这伙文革极左派？邱会作说得好：“这个热闹的后面是什么？就是对中央文革那帮子人的不满。庐山的狂热是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嘛。对文化大革命那时还不敢说三道四，但对中央文革的某些人，某些事可以说说嘛，是不得人心呀！毛泽东英明伟大，我们拥护，但你用的那几个人搞的那些事不行，违反了你的历来很多好的政策。所以林彪说有人反对毛泽东，这一句话就说明问题了嘛！热闹的真实意义就在这！不然它热闹干什么？！”（页454）
（4）军委办事组诸人事先并不知道林彪讲话打击张春桥。现今的党史教材都将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一事，说成是事先组织好的阴谋活动。但邱会作和李作鹏事先却完全不知道林彪要在此次会议上批评上海帮张春桥。李邱二人事后再三询问吴法宪，吴说“我事先不知道林总会在全会上批评他们。如果知道，以前不告诉你们，情有可原。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再不说，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页462）庐山会议开会时，身为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远在北京值班，也根本没有参与此事。所以，官史说林彪事先就曾秘密串联军委办事组诸位大将并有“约定”云云，乃子虚乌有。
（5）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角色。汪东兴在庐山上的表现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绝非是他自己在那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回忆里所说的那样。汪东兴的角色有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汪东兴在上庐山伊始就交代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关于设国家主席，还是要提。”程世清转告吴法宪，吴再转告邱会作。邱认为这是汪再次向他们交了毛泽东的“底”；
第二，汪东兴在8月22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动“补充”毛在当天下午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谈话，汪说：“主席说‘九大’后有人有一些活动，有的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应当讲一下，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其实，这也是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言的由来）汪的“补充”引起康生的不满。（页434）康生、陈伯达这些政治局常委尚未发言传达，而汪东兴这个列席会议的记录者却越俎代庖，不仅逾越了他本人的身份，更有有意引导会议方向之虞。
第三，8月23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提出各组应该讨论林的讲话，而汪东兴则提出重新播放林讲话的录音，理由是各组反映没有听清林的讲话（以往各党史教材均将此事安放在吴的头上）。
第四，汪东兴在24日迅速打印出陈伯达前一天晚上请人临时拼凑的马恩论天才的语录，并及时发给军委办事组诸人。汪还得意地说“要不然我这里怎么叫‘中共中央办公厅’呢？！”
第五，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调门”最高，其作用比陈伯达还大，因此与会者都认为汪带来了毛的声音。
第六，汪东兴鼓动大家及时发言表态。汪甚至说“要抓紧时机，可以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失去就是千古遗憾了”、“这不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页456）
第七，中央办公厅迅速地发出了《华北组简报》，直指“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在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定伟大领袖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大家）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开除党籍、应当批倒批臭。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株之。”
第八，汪东兴可及时将毛泽东处的信息传达给军委办事组，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住处“闯宫”，就是汪及时通知军委办事组的。当庐山上的形势发生变化，林彪去毛处开常委会时，叶群还飞车追林，特别叮嘱林彪“如果出现了什么麻烦，要保护汪东兴。”（页458）由此可见，汪东兴在林彪阵营中的重要地位。
（6）江青向毛“告御状”引发毛采用极端的手段处理中央内部的矛盾。邱会作的回忆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邱会作认为，“林彪要讲的内容，毛泽东事先知道。但他把上海帮的问题说到一定的程度，影射他们“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听者产生那么强烈的共鸣，毛泽东可能没有料到。我以为，退一步讲，即使林彪把过头话说出去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后来事态发展到上中央委员群情激起要揪张春桥，触及到搞文化大革命的“红人”的政治命运，毛泽东就另当别论了。”（页436）事实上，毛泽东对江青等人与军队之间的矛盾是了解的，对江青等人搞陈伯达、周恩来和林彪的“小动作”也曾有过批评，且允许林彪在中央全会上不点名地说一说。后来全会重听林讲话以及讨论林的讲话，毛都是同意的。但是会议激烈的程度超出了毛泽东允许的范围，毛泽东忽然发现上海帮在党内那么不得人心，且这股不满上海帮的高干背后还有林彪，这使得毛断然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压下这股风（笔者按，这就如同对待“二月逆流”老帅们如出一辙）。由此，毛开始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做文章，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