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这个寒冷的冬天，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展趋势发出最新最高指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他73岁生日那天，用洪亮的声音说：“祝展开全面内战！”随之，暴力行为不断蔓延，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行为使许多地区血流成河。由“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武化大革命”。其理论支柱就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军队支持的就是“左派”，是“革命组织”，不支持的当然就是“保守派”，是“反动组织”。康生、江青等人又提出“武装造反派”，指示部队“必要时可发枪自卫”。
军队“支左”——给“左派”发武器“文攻武卫”。《中国“左”祸》列举了很多著名事件。其中：1967年1月新疆石河子事件，打死24人，打伤74人，事后双方又互抓对方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曝尸。1967年5月，广西两派组织武斗，仅“四.二二”一方就被打死1340人，被俘6445人，另有2500名被捕，后这批俘虏被押出来时又当场枪杀26人。加上攻击方的损伤，总死亡人数达1470人，被俘8445人；烧毁房屋2820多间，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10000多户50000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以上。湖南道县还放出了杀人“卫星”。1967年8月到10月，历时66天，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杀死4193人，另有326人被迫自杀。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杀人“成绩”也可观，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826人，最小的仅出生10天。杀人的手段有：枪杀，刀砍，沉水，炸死，投消水洞，活埋，打死，勒死，烧死，摔死。
山东郯城一次武斗，一方打死对方18人，还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我们四川当时有两支驻军，各支持一派，两大派都有枪炮，想起那内战的惨烈就不寒而栗！我的故乡是一个山区县，武装部的部长和政委各支持一派，两派都武器，全县都是战场。这派占上风抓住对方的人即就地正法，另一派占上风又疯狂地报复对方。到底死伤了多少无辜？没有人说得清楚。相比之下，倒是我工作所在县比较幸运。武装部先说甲派是“革命造反派”，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党史称其为“前革委”），把乙派打成“反革命”，给以镇压；后又说乙派是“革命造反派”，支持他们砸烂了“伪革委”成立了另一个革命委员会（党史称其为“后革委”），乙派掌权后又狠斗甲派的“坏头头”。好的是只有一派掌权，一派有枪，真枪实弹的大仗始终打不起来。所以，冤死鬼相对要少一些。更惨的是，还有军队直接参与派性斗争，镇压赤手空拳的群众。1967年8月28日，宁夏青铜峡的军队对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01人，打伤打残133人。康生还称“这是革命行动”。
即使不参加任何一派组织，也难躲过那场劫难。1968年初夏，旅大市近郊某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在栾家大队筹备“活学活用”讲用会，突然下令把一个忠厚的农民许家长拉来交待问题。徐反复说他是贫下中农没有问题。结果被打得不省人事，又以大队“农代会”的名义判处“反革命分子”许家长有期徒刑十年。许家四处上访，得到的答复是：“要相信新生的革委会”。迫害连续不断，又诬其女儿施“美人计”与大队支书勾搭。7月15日，许家老少七人全部被迫自杀。他家墙上留下两个大字：屈死！
连国家主席都被活活整死，草菅人命就不足为奇了！究竟有多少人死在红卫兵的皮鞭下？有多少人在武斗中毙命？有多少人含冤自杀？有多少“反革命”被处极刑？又有多少无辜者被拘押囚禁、被强制劳动、被流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1980年9月20日向全国人大的报告说：文革中经过法律手续错判的“反革命”案件有17万5千多个、18万4千余人。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估计，1966——1976年各级法院判处的反革命案犯约占全部被判处案犯的28%。据戴煌说，从1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的就有300多万件。我国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未见官方公布。胡平在一篇文章中说，保守估计在172万以上；《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不会低于200万；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中透露，文革中丧生的数目大约773万。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向邓小平求证。邓说：“永远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式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列举了很多令人不忍卒读的案例。有一个人不过说了“江青凭什麽当中央文革的负责人？”“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就被判了死刑。有一个人响应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了一些心里话。他说，对毛主席在反右中说的“引蛇出洞”“阳谋”等等，一度不理解。竟也被开除党籍，判刑15年。有一个人喊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要求“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化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也招来杀身之祸。在毛泽东眼里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给江青的信中非常自信地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反右运动已经够“左”了吧？随后又来反右倾，大跃进，刮共产风。刘少奇所推行的“桃源经验”本来就够“左”了，但还是一再批他“形左实右”；在“左”到登峰造极的文革中，毛泽东还连续不断地发出“最新最高指示”把反“右倾”推向高潮。就连“左”得可爱的林彪败亡后，有人说林彪是形“左”实右，毛泽东则给予纠正：林彪不是“左”的问题，也不是右的问题，而是极右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举国要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2月，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决定，两报一刊发表文章向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月，华国锋、汪东兴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华国锋在会上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们还是认为“左”得不够。中共党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才宣告终结。但其《新闻公报》仍强调：“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难道他们不知道由于一“左”再“左”，国人遭到了多麽深重的灾难？中国在国际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被指责为“不讲文明的国度”、“野蛮的民族”？
来源:《往事微痕》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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