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自由是虚伪的，是富人的自由，穷人是沒有言论自由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穷人真的沒有言论自由吗？
马克思生活在伦敦期间，可以说在经济上是个穷人，一个地地道道的无产者，而且还患有肝病。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成后，由于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无法将稿子寄出。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乏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字！”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援助，马克思不但完不成《资本论》，而且会死于贫困。那么，马克思这个穷人有没有言论自由呢？
当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后，在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称这本书“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在书中，他指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甚至毫无忌讳地预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但这样一本充满控诉和火药味的巨著，一本被恩格斯在序言中誉为“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前面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样一本书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公开出版了，如果没有言论自由能出版吗？
客居英国的马克思不但可以去大英博物馆研读，还可以在英国的报刊上公开说“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他还揭露“英国外交的卑鄙”。这些言论不但在英国的报刊上发表，而且还堂而皇之地结集出版。而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在编译《马克思全集》第一卷时，却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在内的一些文章删去。
言论自由不但使马克思有出版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还有申辩的自由。1849年2月8日马克思等民主主义者因发表了莱茵区域委员会呼吁书，而被指控“煽动叛乱”到陪审法庭受审。马克思在“听众一片欢呼声中”，在法庭上公然说“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他”“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而这样充满革命的言论，陪审员竟然会宣判他们无罪。更为惊讶的是，“马克思的发言给人留下了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首席陪审员代表陪审团对马克思的富有教益的说明表示感谢。”马克思因言吃官司而又被“资产阶级的专政机器”——西方法庭宣判无罪，说明言论自由也并不完全只是富人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