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疯涨之下，一万元并不是一个大数，却把一位菜农逼到了绝路。
一个人、六亩田，一万余元资金投入，两三个月持续劳作，换来的竟是8分钱一斤的伤心菜价。于是，蔬菜生产大省山东的39岁菜农韩进最终自缢弃世，留下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超市高价蔬菜背后的血汗真相，方由此揭开一角。
不当农民，不知农民苦。超市菜价一元多一斤，农民只能拿到几分钱，甚至抵不上销毁蔬菜的花费。“中间环节过多”，似乎是它们挤压了农民应得的份额。
然而其深层的矛盾在于，中国农村改革三十余年，农民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仍然没有改变，农民对市场波动无法准确预测，极度分散的生产格局打破了古典经济学意义上供需变动的静态平衡，令产量和价格蛛网式波动，丰产原本就难增收。更由于分散的小农无法形成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谈判合力，必然落得被“层层盘剥”。
“血汗蔬菜”背后的游戏规则虽然冷酷，但这就是市场的真实面目。最终总会有不堪重负的脆弱链条倏尔断裂，而再坚强的神经又能奈何？
好在并非没有破局之道。最直接的办法，即是生产者联合入市。
即便在十分强调自由竞争的西方国家，农业生产者也并非在市场中单打独斗。除了期货市场和政府补贴等制度共同参与定价过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者可以组成农民协会、行业协会或者综合农协等各种形式的组织。
以集体的力量参与市场博弈，不但有助于组织化、规模化经营，还可形成极强的市场谈判能力，为农业争取合理回报。在一些国家，农业生产者的行业组织甚至拥有自主品牌，对质量、产量和价格都制定有成熟标准并自我监管，且进行有组织的营销，大大提高了供应方的效率。
在中国，成立“农协”、或倡导农民经济组织的呼声早已有之，实践层面却迟迟难成气候。一些期望企业或政府主导对农民生产进行整合的尝试，又往往事与愿违，反而伤农。
事实上，菜农的悲剧并非个案。去年此时，企业集团富士康职工连续跳楼事件牵动万人瞩目，工人“活着太累”的嗟叹背后，是面对自身在产业链末端多重挤压下，回报远远不敷其所付出、自由和尊严得不到尊重的事实，改变人生境遇的诉求又没有合法实践的渠道，最终选择了消极抗争。
究其根源，还是因为现有制度并未真正放开以组织的方式，向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赋权。
今年此时，菜农自弃事件再度引发民意激荡。千夫所指之下，政府一如既往出招，组织企业向农民买菜维稳，然而动员式、运动式的救助工作能持续多久？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农民真正需要的不是救世主，而首先是破除那些阉割其议价能力的藩篱。
日复一日消费着田地里丰饶的出产，人们悯农、惜农，为什么就不能放开束缚，把应有的权利赋予这些财富的创造者，让农民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