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方式主要是由其指派专门人员直接将钱款转交给中共，马林从活动经费中抽出一部分钱用作参加中共一大人员的路费，以及包惠僧关于马林花了不少钱将陈独秀等人从监牢里保释出来的回忆，都证明了这一点。解密的马林档案中还保存有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等人于1922年、1923年从马林处提取具体数额经费的签收条。
那么，共产国际的经费又是怎样到达维经斯基及马林手中的呢？在上文引述的解密档案材料中，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那封密电，就特意强调了给他往上海汇款的地址：“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经费又是怎样到达上海的呢？上文曾引证过的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解答了这一问题：“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这里所说的“远东银行”，是指苏俄政府开设的一个金融机构，其主要办事处在哈巴罗夫斯克，之所以开这个银行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大量收购金锭运往莫斯科，销售在苏俄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为共产国际谍报员保留往来账户”。1922年，远东银行在哈尔滨开设了分行。同年初，苏俄政府还在哈尔滨设立了一个商务机构——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通常莫斯科将款项先汇至远东银行，再从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
不过，有时候莫斯科也会通过别的“线路”将款项汇到上海，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汇报说：“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寄给中国共产党的3月份预算经费和电报费用1300墨西哥元已经收到。”再比如，1923年7月26日维尔德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这些材料说明，共产国际给中共汇款的“线路”不是单一的。
此外，共产国际有时还会派遣信使直接将经费从莫斯科带到中国国内交给在华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这是提供经费的第二种办法。比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在发给维经斯基的一封电报中，就焦虑地询问他：“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托付优林带去的20000美元，请尽快答复！”再比如，1922年9月18日越飞在长春写给马林的一封密信中指出“格克尔同志将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拨给的3000墨西哥元交给您”。很显然，电报和密信中所说的优林和格克尔都负有转交经费的重任。
而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经费不是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比如，1922年4月，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曾将价值60万卢布的黄金和价值400万卢布的证券交给了朝鲜人。目前，笔者还没有掌握可以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等贵重物品直接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献资料，但有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其卖出去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布别尔-奈曼?马尔加列捷：《世界革命与斯大林政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活动见证者笔记》，莫斯科，1995年版，第68页）
由于珠宝、钻石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共产国际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时指出：“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构思》，莫斯科，1998年版，第153页）而鸦片，则是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