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传统藏式民居，一般为2至3层的楼房，平面呈方形。一层设有向院外开的窗户，用作牲口圈、草房或车库。中层住人，除了卧室、客厅客房、厨房仓房和厕所 外，还特别布置了专门供奉神佛的华丽经堂。第三层通常用来堆放粮食和杂物，大凉台上设置着牛首造型的香炉，用来燃烧香草、柏树枝叶，以敬奉神佛。也有在院 子的墙院上和房顶四角上安放白色石头的习俗。
玉树县禅古村灾后重建，被当做示范村，每户房屋面积仅有80平方米。
玉树地震一年了。胡锦涛在孤儿学校的黑板上许诺“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其言犹在耳，黑板也早被青海省官员专车护送至省博物馆保存。那么，新校园与新家园呢？
我已经三年多没去过玉树了。在我的记忆中，玉树仍然是夏日繁花盛开的草原上布满各具风采的帐篷，仍然是各个教派的寺院环绕、诸多成就者云集的宝地，仍然有忠诚的獒犬守护着家园，仍然有精美的玛尼石供奉于大地……但我也知道，正如流亡异域多年的达瓦才仁，震后沉痛地写到：“我生长的家乡已经被地震摧毁，我魂牵梦萦的那片放牧草原已经被水库淹没，我要到哪里去寻找我熟悉的家乡？”
来自当地的藏人把玉树的近况向我细说，看来劫后重生非常艰难，天灾与人祸造成双重打击。政府的重建规划蓝图换了一幅又一幅，除了禅古村被当做示范盖了红顶简易房，大多数灾民依然住在帐篷里，过着残缺不全的生活。我得知这一年来，在玉树有几个不准外传的禁忌：一关乎土地和房子；二关乎学校与学生；三关乎法会等佛事。
土地权益如何处置的问题最为突出。震前，一亩土地市场价格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元；而震后，如中国各地土地被官商合力盘剥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玉树也遭“抢地”厄运，一亩土地的补偿价仅为3.5-9.8万元，差距悬殊，无法服众；而准备修盖的房屋，每户面积仅有80平方米，且非原址上重建，而是要迁往远处。当地藏人叹道：当初胡主席和温总理说一定要“让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住所”，可我们不需要给吃给喝，就把我们原来的土地还给我们吧。
为了争取土地权益，大大小小的请愿一直在发生，或者被驱散，或者被抓捕，官员还带着特警上门，威胁说“天是国家的，地也是国家的”，藏人们反问“那我们是什么？”就在几天前，连续三天三夜，上千藏人聚集在州政府前，举着写有“自己（土）地属于自己”、“还我房地产使（用）权”、“公平公正解决问题”等中文标语请愿，结果夜里被特警连打带抓三四十人。藏人们流着泪说，国家真成了强盗。
我还了解到，目前玉树只有小学，所有的中学生包括地震孤儿8605名迁往诸多省市就学，历时3-5年。家长们希望孩子在本地就学，可以得到藏文化的教育，却被官员警告“不去内地就不准上学”。记得去年震后实行这一规定时，有藏人知识分子如是呼吁：“作为藏文教育的盲区，地震过后玉树的藏文教育将陷入更深的盲区。为挽救损失，多卫康教育界同胞应紧急呼吁社会各界，把从灾区转移的学生送到省内六州去读，千万不能留在西宁或无双语教育的其他地方”，遗憾的是，无济于事。
地震属天灾，虽然诱发地震的因素，包括开矿等对大自然的破坏，以至于造成无数生命被吞噬。然而，官方宣布的死亡人数与民间的统计相差数倍之多，这背后需要掩饰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当地人都知道，以“游牧民定居工程”、“生态移民”、“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名，中饱私囊的官员比比皆是，也因此这些工程都成了“豆腐渣”。同样，在地震时毁损最严重的校舍、课堂，也是类似的“豆腐渣”。
死者已逝，在周年之际，对于幸存者来说，为亡灵举行盛大的超度法会既是传统，也是人之常情，但连这个起码的要求也被禁止，各寺院惟有各自举行法会而不能聚集。或有可能是，当局对于来自多卫康各地的僧侣在震后救援中示现的力量有所忌惮，不愿意僧侣们的影响力引人瞩目。
2011/4/13，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