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威远县新店中学当教师。1970年，全县教师被集中到新店区静宁寺，开展了名曰“学习班”的“一批二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和“一打三反”运动。
静宁寺坐落在威远县新店区的四方碑附近。寺庙很大，飞角雕檐，鳞次栉比。抗日战争时期，东北中山中学曾迁到这里办学。上世纪50年代被作为粮库。三年“自然灾害”后，粮食没有多少储备，这里便空荡荡的。所以全县教师集中在此，毫无拥挤感觉。只是晚上都睡地铺，老师们铺挨铺，一字儿排开，在那种年代，也觉得很宽敞。
“学习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斗私批修”。其中也开了一些大会。如对一个建国前参加了中统特务，建国后作了交待并被安排当教师的，再次旧事重提，大小会批斗，致使其受不了而跳池塘自杀了。在这个阶段中，我被点名批判，进入了“学习班”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大多数教师回校，将“有问题”、“未交待清楚”的教师留下来，专门交待问题。第二阶段管理很严，门前有人看守，不准外出，外面亲友来看望，必须经过批准，并有专案人员在场守着谈话。其实这就是外地所称的“关牛棚”。以现在的法治眼光看，叫“非法关押”，而在当时那种无法无天的日子里，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关人的和被关的，都似乎觉得很正常。
分在我们小组的，有一个女教师L，大约四十岁左右，看来很老实。据说建国前是伪县长的儿子的姨太太，但结婚不到一年，就政权更迭了，她男人被镇压。因她本人也是个受苦人，所以没事，以后长期当村小教师。
她对我们讲了她的“案情”：她给学生上写字课，那时的写字课，不能写唐诗宋词之类“封资修”的东西，只有写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口号最保险。她在黑板上书写了毛主席“五·二〇声明”的标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下面照报纸写了落款：“毛泽东”。小学生就照着一个字一个字写到大字本上。没想到这就出了祸事，而且是天大的祸事！
“组织”上要她承认，她写的时候落款没有提行，把那个标题与落款连起写，就成了反动标语（“打倒……走狗毛泽东”）。她说是提了行写的。但“组织”说：“人证物证俱在，不承认只有从严。”所谓人证，是几个小学三年级学生写的“证明”，所谓物证，是小学生的大字本。“组织”说：“如果仅仅一个学生没有提行，那是学生的问题，现在有好多本都是连着写的，都没有提行，不是老师教的说得过去吗？”
她对我们讲时很痛心，边说边流泪。我从内心里相信她的解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能懂得写“检举”吗？肯定是大人教的。而且大字本每一行只有五个字格，每一格必须填进一个字，学生写时也不可能想到应该提行。这件事，最多只能说她讲课和批改作业时疏忽了，没有注意到提出要求和进行纠正。她是不可能在黑板上那样连着写的。
但是，在那种“学习班”里，我也无法给她正面打气，叫她坚持，只说了一句：“有就承认，没有就不承认。”俗话说，自己下面都还在流血，怎么可能给人医痔疮呢。我曾在围墙面前随便说了一句：“你们看那墙上挂着的藤藤，到底是墙内长出去的，还是墙外长进来的呢？”马上就有人上报，说我企图煽动大家翻墙逃跑。所以我对她只能讲到那种程度。
后来，开了几次“宽严大会”，处理了一批人，同时加紧了对我们的逼供，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自己做的事就承认，强加于我的罪名坚决不承认。于是，学习班里写了我不少大标语，如“顽固分子死硬派李汝高不投降，绝无好下场！”等等。而L则受到表扬，因为她终于经不住压力，承认道：“既然学生们都说我没有提行写，那也可能没注意，是没提行罢。”于是“组织”马上叫她写了交待。
她私下对我们说，主要考虑到孩子。若真“抗拒从严”，有个好歹，孩子怎么办？然而，她承认后并未完事。“组织”又要叫她“交罪交心，要‘竹筒倒豆子，不留任何尾巴’”。她说，即使没提行，也是无意的嘛。“组织”说：“你的罪行已是铁定的了，你犯了公安六条第一条（其实‘恶攻罪’是第二条，但当时领导和群众都这样说），你知道炮打最高统帅是多大的罪？如果交了心，态度好，可以从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嘛。”“组织”还教她怎么交心：“要结合你的过去来认识，是留恋旧社会的姨太太生活，对新社会、对党和毛主席不满，才这样写的。不这样认识过不了关。”
看来L还不太傻，坚持了很久没有这样承认。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开了个“首批毕业人员欢送会”，L竟被宣布为首批毕业人员，并作为其代表发言，这时我才知道，她终于经不住威胁利诱，按“组织”的说法承认了自己的“反动思想”。最后，学习班的负责人还在会上号召我们向她学习，说她一定能得到从宽处理。特别警告“一小撮顽固分子死硬派”，“不坦白交待，只有自绝于党和人民，绝无好下场！”
后来，还“毕业”了一两批，我和部分人员因未按“组织”的要求“坦白交待”，一直到学习班结束，都没毕业。“组织”宣布：我们回单位继续边劳动、边交待问题。
回单位不久，县公安局到新店区开了公捕大会，宣布L因“炮打最高统帅，正式逮捕。”很快又判了她十五年徒刑。
我被通知去参加公捕大会，“接受教育”。会后我骂了一句：“这个反革命L，公然欺骗组织，害得组织叫我们向她学习！”有人马上报告了我校党支部书记×××。他便把我叫去训斥：“怎么，你与她同病相怜么？！”我说：“我是在骂反革命分子L呀。”他说：“你以为我们不懂么？你这是在指桑骂槐！你说她欺骗组织，害得组织叫你们向她学习，这不是骂组织吗？”我说：“学习班开会时，领导的确是这样说的嘛。而且说她坦白得很好，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现在抓她，说明她还隐瞒了什么重大问题嘛。”×××说：“她犯了公安六条第一条，难道罪行还不重大吗？炮打最高统帅，死有余辜。啥子叫‘从宽’？该判死刑的判无期徒刑，该判无期徒刑的判二十年，该判二十年的判十五年，都叫从宽！告诉你，她的逮捕材料，在学习班就上报了，现在才批下来。你不要同情她。”
然而，区“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的另一成员，小教支部书记×××在全区教师大会上讲的却不一样：“L嘛，我们本来考虑她在学习班能坦白，决定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在农村边劳动，边改造，争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是她极不老实，公然欺骗贫下中农，给贫下中农读报！你是什么身份自己都不清楚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给贫下中农读报竟成了不老实，因而要从严的新罪行！比较而言，我校支部书记还算老实，说了“在学习班就报了她的逮捕材料”的真话。
对比而言，我这个“顽固分子死硬派”，虽然被送到农村“土劳改”；被勒令在大街路灯下写交待，让我公开受辱；交各单位批斗、全区群众批斗，并被送到县委大礼堂受全县教师批斗；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守棚子，得了重感冒还被从打针室拖到教室批斗……等等。但终究没有受到正式组织处理。林彪事件后一年多，终于宣布对我的批斗是错误的，予以取消。留了些“三反罪行”尾巴，也在1980年由自贡市教育局党组落实政策，予以全部否定。
而L呢，直到1976年我调离威远，她都还在服刑。后来落实政策与否，何时落实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有了这样一类惨痛的教训，文革中在民间社会就针对当时标榜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流传开了一句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团圆。”
（作者简介：退休中学高级教师。现任自贡市市志总编室副总编、自贡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退休前曾任自贡市永安职业中学校长、自贡六中副校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