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宣传部举办了“精忠报党”的讲座。看来，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能区分“中共”和“中国”的时刻，这个党干脆就脱光衣裳裸奔上课来了，想直接搂抱大学生。这跟父辈所受“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把一切献给党”的洗脑，跟我所受“党的需要就是我的自愿”的灌输如出一辙。常听人说，见过脸厚的，没见过这么脸厚的。过去一直以为烂娼最脸厚，现在知道还不是。
一、共产党最初以创建新中国的名义诱骗民国学生。
这个党问世之际，就以“人民”和“民主”为幌子骗人，以革命党形象出现中华民国，在江西岁月的共匪时代没多少学生理会。《红星照耀中国》发表之后，许多中学生、大学生，因为向往自由民主和婚恋叛逆等原因，例如胡乔木、丁玲、艾思奇、胡耀邦、万里等人，他们不满国民党和蒋介石，却也有基本的政治伦理，不幸被诱骗到延安苏区（抗战时期的边区），步入反传统的邪道和反人类的魔路，成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乱党分子和祸国魔怪。民国学生到了延安，在整风等运动中被迫清除了原有的政治伦理，被抗大和鲁艺洗脑后，成为革命魔术师。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开始披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皮衣，此前此后，解放军携荷枪实弹进入民国政府带不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伴随着土改与镇反、公社化与大跃进、四清与文革、拨乱反正与反自由化、六四镇压与迫害法轮功等运动，中华民国遗留在大陆的教授、讲师被裹胁和改造，通过郭沫若、杨献珍、胡乔木、丁玲、艾思奇等笔杆子引领，开始跟随党员教师培养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国家的感情，并以此诱骗和教导从小学到大学的各年级的学生。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学生把中共跟中国基本混在一起。
二、中共六四血案以后以中华复兴诱骗学生逐渐失灵。
1989年由4月开始的“反官倒，要民主”的学潮，被敏感的中共借邓小平、王震们的权力欲望用军队强力镇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培育的何新一代“文革”后的新三届大学生文人，将红卫兵的反封反资反修的斗争思维，转换为“中国人可以说不”的所谓中华复兴运动，以“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即中国人的人权”的观点，取代阶级斗争观点，作为中共斗争的新武器，反对欧美主导的人权价值观维系的联合国公民世界秩序。何新曾经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2000年之后，改信新国家主义，即党政府主义。这套思想为“发展就是硬道理”的GDP追求服务，杜撰了所谓“外部势力利用学生来搞乱中国社会”的意图，引领90后的中共酋邦的大学生成为利己主义和爱国（党）主义混合的“务实主义”者。
2000年以后到今年这12年，中共政府追求GDP的中华复兴魔术逐渐失灵。原因很简单，所谓改革开放以圈地搞开发区和优惠政策，以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和廉价使用国民劳力，导致“党富民穷”，200万零50个百万以上的富翁（婆）依靠着党政官员的权力掠夺致富，大学教育甚至成了产业，堂而皇之通过高考制度垄断高等教育，以买卖文凭为实质，批量生产大学生和研究生。大学教育不再是毛邓时代的低学费和包分配，基本成了家长出钱。毛邓时代因为低学费和包分配，大学生是作为党的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精英培养的，父母付钱很少，那时候宣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在感觉上（非道理上）还能蒙骗到人。但现在的大学生，无论城乡，都因为教育产业化而必须付出较毛邓时代高昂百倍以上的费用，父母为此借债、卖身做二奶、卖淫做妓女，在这个过程中操劳、伤病、苍老，而共产党的官员则“革命小酒天天醉，渴坏党风喝坏胃”。所以网上有80后出生的大学生跟贴说：“我只知道是我父母辛苦赚钱供我上大学的，跟党无关。”
三、中共大学是党的，主要使命就是伤残学生，培育斗士。
中共大学与欧美及日韩台港等学校有本质区别。欧美学校是公民社会的事业。例如美国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受教育学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理念的影响，杜威思想不属于任何党，不为任何政府服务，只依据民主宪政中美国公民精神的需要，培育学生的社会生活和终身学习的能力。美国学生在这种纯粹国家发展需要下的纽约、哈佛、麻省等大学毕业，大多数都心智健全，能跻身中产阶级，爱美国发自内心。日韩台港等学校也是超党派的自然发展。中国共产党则从头到尾都以抢夺和维护权力为核心，口号一开始是国际主义和保卫苏联，整个抗日战争都不以中华民国为国家，毛泽东明令军队将领虚情假意，以国际共产主义为事业，即：将解放（奴役）世界的红旗插遍全球。邓小平时代到胡锦涛今天，依然拒绝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为极权专制以党委严控学校。
无论过去为了所谓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还是现在所谓中华复兴的党富民穷，各校支部、党委的主要使命就是以他国阶级对立、我国敌我对立的念想，扭曲学生的思想意识，使其人格萎缩，心智上好斗，无法无天，只服从党的强权，以嫉贤才恨强者“踩人上升”的方式爱“党和政府”。学校恬不知耻地向学生灌输他们上大学和领奖学金或困难补助是多亏了党，要他们努力报答。而今大学生往往通过多种途径和切身体会知道中共的若干错误，但还是很多的历史和现实的罪过被刻意以隐瞒事实，或破坏逻辑思维，不让知道。这就使学生阅读人文知识的文章，会情不自禁地以自己头脑里的意识形态筛子（简称“脑筛”）去挑毛病。
比如有人读《党政府其实早已垮台》，不理会标题的立论，将“他舅舅的女婿的爸爸是政治局常委李克强”这句话，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地抽出来，说：“事实上，李克强只有一个女儿，还没结婚呢。”当被指出没有论证过程，应该给予论证后，没有感谢和补充，而是继续战斗，问：“事实上，奥巴马有两个女儿，都还没结婚呢……这句话也需要什么‘论证过程’么？”他指出了一个他认为的事实，不知道如何论证，却没有坦承和请教。还继续死咬“李克强”这句话需要仔细的“论证”，“大家”才相信。他不信，却说是“大家”，不经意就显露了“党代表”的思维方式。该读者不知道，他关于李克强这句话的异议，是反驳论证中的一个事例，有没有或对不对，不影响“党政府其实早已垮台”论点的成立。这位读者既然关注文章的细节，予以反驳，理应说清楚。说清楚了，我会感谢他和引用他的材料。这位读者如果受过高中以上的数理化学习训练，还记得高中语文中有关证明和驳论方面的知识，理应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但党政府的学校培养的人，喜欢党同伐异，阅读中非友即敌，不愿意理性互动，往往会随心所欲地战斗。
四、学生在战斗中亡国成兽，中共最后就直接要求报它了。
中共控制着全国所有的资源，用运用媒体宣传这些资源来装饰、美化自己，这种事情凸现它的乱党邪教魔怪本质。国早已灭亡了，只剩下“精忠报党”。中共长久地将党国混淆，以“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借官员、军警、老师的力量将学生一批又一批地培育得口口声声说“党和政府”。共工部落的人说“中国”，首先是中共这个党，其次是这个党的政府，或者毛政府、刘政府、周政府、华政府、赵政府、朱政府、温政府，等等，从来就没有美国或台湾宪法里规定的公民（国民）权利落实了的国家。中共酋邦里的人，各为学生时期念想中的党政府而战斗，恋毛、恋周、恋华、恋赵、恋朱、恋温，各自凭感觉互掐，都丢失了法律国家。
中国共产党无法无天，以红头文件治“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徒有虚名，实际上只是它以“中国”名义迫害人民、毁灭人性，以“党性”变人为兽为魔的政治机器，于是中国人“命中注定”成了它这部“制兽机”或者“造魔机”上的螺丝钉或部件。这个党不仅恶心，尤其荒唐。它通过党文化洗脑液，让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和列宁的共产党专政理论拨弄脑袋：永远以为以前荒唐，看不见现在的人的新荒唐。例如现在觉得相信大跃进时期亩产十万斤很荒唐，却不以为这20多年持续两位数到8%以上的GDP统计数字荒唐；知道嘲笑当时以为毛泽东死了中国就塌了天，现在会烦躁不安地去思虑“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却不觉得可笑。这个党竭尽全力地让我们成为报纸、电视、广播操控的独眼龙、单只耳，通过政治运动的打压改造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逻辑思维，让我们成了《让子弹飞》电影中的“鹅城人”：党性操控的人格萎缩、精神残缺的奴隶。
在党中国没受过很好学校教育的人，例如高智晟、杨佳、邓玉娇等，较多地有质朴的善良，能明辨是非、好坏。但张召忠、姜瑜之类男女，从小学一路由好学生走到本科生、研究生，成为研究员、发言人，就不知羞耻地玩鬼把戏和说鬼话，糟蹋地球上最珍贵的身体，害了今生甚至永远，心中不再有儿时和姑娘时的廉耻观念。党只要给了红头文件或指令，他就昨天敬爱赵紫阳，今天骂他反党，不觉得做人有问题。中共学校里的好学生，一旦成为官员、军警和老师，远不如黑手党徒有情有义。美国《教父》里受过高等教育的迈克尔准备当教授，却由于父亲被仇杀成了黑手党教父，他杀人越货，最终还是谋求顺应法制走向合法化。但酋邦国的中共永远让党的权力凌驾与法制之上，最终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成了它的皮壳。大学生正日渐脱党，所以它就不管不顾地直接要求他们“报党”。
由此可知，学生在中共领导下，真正爱党就是让国家消亡。女外交官姜瑜暗示对外国记者：法律只是党极权亡国的玩具，是党维权的盾牌，惩治人的长矛。
结论：谁爱党谁亡国。推论：真正爱国，具体表现就是先清除中共，学习台湾，回归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中华正道传统后，引进自由民主宪政。爱国就是不认同中共的存在，从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里，将它的各式各样的组织都统统地驱赶出来。它是肯定不干的，会守卫森严地以军警来阻止。而上苍给予我们的智慧则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三退”党团队，让军警弃共，重建中华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