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人抱怨高房价？这看起来是一个哗众取宠的问题。不过，3月20日，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顾云昌大胆做出了判断──“对住房问题抱怨大的（家庭）肯定不到10%”，因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自有住房率已达到89%，中国农村老百姓的（自有）住房率是99%”。
如果循着顾云昌的逻辑，按照2009年62186万人的城镇人口、平均每户家庭人口2.89人计算，目前大概有2150多万个家庭、6200多万人在抱怨高房价。这是一个荒谬的结论，不仅混淆了自有住房率的概念，也没有考虑到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的变化对住房市场的影响。由于中国还没有开展住房普查或抽样调查，我们恐怕还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在抱怨高房价，但鉴于各种官员经常以自有住房率为荣，厘清其背后的迷雾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顾云昌引用的城镇居民家庭自有住房率，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十一五”成就系列报告之九中有详细论述──“至2010年底，城镇居民家庭自有住房率为89.3%，其中11.2%的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原有私房，40.1%的家庭拥有房改私房，38.0%的家庭拥有商品房”。
乍一看，分类还比较详尽，但自有住房率的概念并不明确。在2006年3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十五”成就系列报告中，相关部分的表述是──“2005年底，住宅中房屋产权私有率为88.6%，比2000年提高了11.5个百分点”。注意，当时用的概念是“房屋产权私有率”，而不是“自有住房率”。
此外，2006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住宅建筑面积107.69亿平方米，其中私有住宅建筑面积87.9亿平方米，住宅私有率为81.62％（87.9/107.69）。注意，这里面又出现了“住宅私有率”的概念。值得一提的是，其与“十五”成就系列报告中2005年“房屋产权私有率”的数据（88.6%）也不一致，当然，这是统计公报口径较窄的缘故，其统计范围为设市城市、县城和工矿区。
如果再往前追溯，2001年3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九五”成就系列报告中，其相关部分的表述是──“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包括部分自有房)已达到77.1%，比1995年提高了41.4个百分点”，注意，这里用的是“住房自有率”，此外，提高幅度如此之大，是因为1998年房改大量公房变身为私房的缘故。
综合来看，中国国家统计局这几年发布的住房自有率（或自有住房率）、房屋产权私有率和住宅私有率，虽然叫法不一样，但从数据逐年演化的过程来看（从2000年的77.1%到2005年的88.6%，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再到2010年的89.3%），其表述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其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住宅私有率”，也就是城镇私有住宅建筑面积占城镇住宅建筑面积之比（根据2005年城镇房屋统计公报的算法），而非顾云昌理解的拥有自有产权的家庭户数占总家庭户数之比（这是国外“住房自有率”的算法）。
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接近90%的住宅私有率，只代表90%的存量住宅是私有的，不代表90%的家庭都有了自有产权的房子。比如，一个社会只有一富一穷两个家庭和两套房子，其中富人拥有两套房子，而穷人没有房子，租住在富人的房子里，这时住宅私有率是100%，而住宅自有率只有50%，如果按照顾云昌的错误理解，这个社会不应该有人抱怨高房价，但这显然是荒谬的。
此外，越来越高的“住宅私有率”也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数据，一方面，这反衬出中国保障房建设的不力，把人们都赶到商品房市场上购买自有产权的房子了；另一方面，如果住房自有率大大低于住房私有率，也反衬出住房分配两极分化的困境，借用何勇在《垃圾场》一歌中的呐喊就是──“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
那么，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到底是多少呢？到底有多少家庭拥有了自有产权的房子呢？或者说中国现在有多少家庭或人在抱怨高房价呢？在中国官方不开展全面住房普查的情况下还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这个角度，来试着分析一下。
再次回到顾云昌的表态，他认为抱怨高房价的群体中，一是80后毕业生，二是农民工。这个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先看80后，1980-1989年，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但中国依然经历了建国以来第三个人口高速增长阶段，根据历年出生率和总人口推算，这一阶段出生的“80后”共计2.22亿人左右，而随后的90后和00后分别为2.09亿和1.63亿左右。如果再根据历年城镇化率来推算，大约有5000万城镇80后，1.7亿农村80后，假设其中5%的人最终进入了大学成为了城镇人口，那么总的城镇80后将在6000万人左右。
再看农民工，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其2010年3月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另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的报告，2009年，80后出生的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这意味着非80后外出农民工大约有6000多万。
根据这几个数据和生活常识，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如果仅仅考虑所谓刚性需求的话，新世纪这十年来，随着城镇80后和向城镇转移的农村80后进入婚龄、外出农民工的不断攀升，以及城际间的流动人口，十年间累计抱怨高房价的人数将至少在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他们原有的家庭成员为其购房“操心”，累计抱怨人数将至少在6亿人左右。如果再考虑规模庞大的改善型需求的话，那么累计抱怨人数将继续扩大。
按照现在中国的房价水平，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是难以在城镇购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存量和增量的农民工会继续抱怨下去（除非他们已经绝望了）；而尽管部分80后在“丈母娘需求”的推动下购买了房子，他们可能不再抱怨高房价，反而期盼高房价了，但随着又一个十年的开始，90后又要登场了，这部分人群依然在2.09亿左右，也许轮到00后（1.63亿）的时候压力会小一些吧。
顺便提一句，在中国不抱怨高房价的人群也值得关注，比如，能享受到低价房的公务员和部分国有企业职工、房地产开发商、炒房者以及“溺爱”他们的各级政府官员等等。最近，地方政府在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时，大都把涨幅控制在10%左右，丝毫不提“降”字，暂不论这项政策是否合理以及能否实现，单从地方政府的小算盘就可以看出，虽然高房价并非一劳永逸，但至少它们现在是不抱怨高房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