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
继1987年利比亚与乍得的“丰田战争”中，法国空军轰炸利比亚的雷达设施之后，2011年3月19日，法国再次率先空袭利比亚，拉开了代号为“奥德赛黎明”行动的序幕：由法、美、英、意、荷兰、丹麦和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军，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军事目标进行猛烈打击，以结束利比亚的人道主义灾难和迫使卡扎菲下台。
二战期间，纳粹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苏俄、中共、红色高棉等灭绝人性的共产主义极权体制，致使上亿人惨遭虐杀和迫害。人类对人权、主权和普世司法管辖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血腥的过程。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无权躲在国家主权后面侵犯人权。”国家存在的基础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所谓主权亦是为人权服务才具有合法性和存在的价值。国家权力一旦与人权为敌，即与人类为敌。
卡扎菲用空军炸射本国民众在全球激起了极大愤慨，多国军事干预行动得到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国家联盟支持，卡塔尔、阿联酋毅然加入盟军；众怒难犯，即使“要保护自己在中东这一重要石油产区的声誉和经济利益”的北京当局，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视穆斯林为敌人，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1999年科索沃战争，美国为首的北约出人意料地成为科索沃阿族（穆斯林）的拯救大兵，2009年11月，领导北约联盟解放科索沃的领袖、被科索沃民众誉为“独立之神”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铜像，在科索沃首都普利什蒂一条以克林顿命名的主要大道上揭幕。
正在进行的“奥德赛黎明”行动又一次证明，自由世界的敌人绝非反抗暴政的穆斯林，而是也只能是以邪恶手段统治、镇压民众的暴君。卡扎菲1999年开始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2003年为洛可比空难赔偿27亿美元，试图让自由世界对他在本国施行的黑暗、腐败的统治保持沉默。这种“外媚内硬”的策略在中国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却很难持久。
自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和20世纪的“苏东波”以来，基督教世界已基本进入自由民主的宪政时代；21世纪的全球化、网络时代，注定是中东、北非的伊斯兰教世界进入民主的时代。宗教不仅不是自由的阻碍，运用得当，反而是追求自由和光明的强大动力。无论是谁，无论有无宗教信仰、何种宗教信仰，都可以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和睦相处。
北京当局的老朋友越来越少，几乎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打击利比亚独裁政权，中国罕见地没有投反对票，显然是不想成为自由世界和进步中的阿拉伯世界的公敌，沦为道义上的罪人。卡扎菲上校此前引用北京血腥镇压1989的学生运动的案例证明自己的“英明”，已令中国当局尴尬万分：好不容易输出一次“价值观”，却是为世人所不齿的屠杀和平民众！
卡扎菲上校的黄昏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与其说联军想消灭他，不如说想把他抓到海牙国际法庭受审。经过二战及共产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普世司法管辖权的认识在逐渐深入。所谓普世司法管辖权，是指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普遍危害国际及全人类利益的某些特定的犯罪行为，如战争罪、酷刑、反人类罪，各国均有权实行管辖，而不问这些犯罪行为的发生地和罪犯的国籍或官方身份。
1945年8月8日制定的《伦敦宪章》是一个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国际法规：个人负有国际责任，而这些国际责任超越了本国要他履行的民族义务；违反战争法规的人，在他根据国家的授权而行动的时候，如果国家授权越出了国际法所规定的限制，不能享受豁免。
国际刑事法院2008年7月14日指控苏丹总统巴希尔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罪行，2009年3月4日向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堪称人类社会在政治和道德上取得重大进展的里程碑。简而言之：人权高于主权，即人类推翻皇权专制、纳粹、苏俄、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形形色色的独裁暴政，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的理由和原因，同时也是组建国际刑事法院的根本动力。
“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2003年美英联军解放伊拉克和眼下的“奥德赛黎明”行动，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当中，何尝不是在用战争手段实施普世司法管辖权？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庄严承诺：“那些生活在专制下绝望的人民应该知道，美利坚合众国不会漠视你们被压迫，不会原谅你们的压迫者。当你们保卫自己的自由时，美国将站在你们一边。”对此，伊拉克、科索沃和利比亚的民众可谓感触最深：自助者，天助之。如奥巴马所言：“从东欧的铁幕到亚洲的红墙，从非洲大草原到亚马逊丛林，自由之花从来没有自然开放，自由只对真心向往它的人民开放。”
“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军人首先是人，而不是只知服从命令的机器。二战之后对战犯、告密者和普通法西斯进行审判，犯罪嫌疑人的托词往往是他在执行命令、履行职务和法律的义务。不经法律审判不得处刑、不能酷刑虐待他人、不向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开枪，只是人之为人都应当具备的常识，这与杀人偿命、撒谎不道德一类的常识，在本质上有何不同？
换句话说，当犯罪以国家的形式出现，个人有不参与犯罪、不执行邪恶命令的道德与法律义务；“恶法非法”：二战之后的南京、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形成了一系列国际法原则，个人将为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承担刑事责任；联合国先后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卢旺达、柬埔寨（种族灭绝罪行国际法庭）等特设法庭，以结束“杀害10万人的屠夫，要面对审判的机会还不如杀害了一个人的凶手”的尴尬历史。
“奥德赛黎明”行动对向往自由的民众的鼓舞和对独裁暴政的震慑，立刻在也门显现：包括旅游部长、人权部长巴恩、常驻联合国代表等也门高官纷纷递交辞呈，表示对政府镇压游行民众的不满和抗议；继西北军区宣布支持抗议者后，又有两名也门军队高级将领宣布支持抗议者，坦克开进也门首都保护抗议者。也门西北军区和第一装甲师的少将指挥官阿里•穆赫森宣布站在示威者一方：“军队和其他国家武装组织拒不执行屠杀、镇压任何人的命令。”
国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深受宗教、传统束缚的阿拉伯世界对自由民主的渴望竟如此强烈，对自由的理解、向往和对民主手段、非暴力革命的熟悉程度，已然将中国大陆甩在了身后。“茉莉花”在沙漠和地中海沿岸接连绽放，开花又结果，卡扎菲上校的黄昏绝非最后一个暴君的末日：自由世界的版图和影响力、干预能力继续扩大，对中国人心和未来的影响无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