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编者按：文革中有多少夫妻翻脸，父子断绝关系，师生反目为仇，家人大义灭亲，种种不可思议的悲剧，人们被逼做出丑陋自私的抉择，失去最起码的人性，而此文为何方的口述历史，讲述文革时对张闻天师长的揭露经过与忏悔。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88岁的何方1922年出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进入延安五期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先后在承德、哈尔滨、双城、东丰、辽阳等地工作。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委副书记，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何方的“文笔不错”，将其调至身边。从此，何方开始跟随张闻天工作。
两人的最后一次相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何方去张闻天家中看望在庐山会议上“出事”的张闻天，自此一别，直至张闻天被迫害致死，有着“师生之谊”的二人再也未能单独见面。
如今，年届耄耋的何方回忆起往事，更多的是对张闻天的忏悔和赎罪，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那次对张闻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与张闻天最后的谈话1959年7月初，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参加了会议，这次参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庐山会议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也并不关心会议情况，还是像往常一样，只是作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一个助手，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挑出应当给他看的，交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送到庐山。
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错愕，充满担忧。可以说，庐山会议犹如晴天霹雳，中断了我紧张的工作和平静生活，开始接受飞来的横祸和连续二十年的煎熬。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张闻天，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我们谈话时比较轻松，张闻天本人都没想到事情会有那么严重，还照样嘻嘻哈哈的。他说，以后不让做这种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国际问题来安度晚年也好，甚至还谈到以后不再跳舞了，说是你们要戒烟，我要“戒舞”。
他哪里知道，怎么能让一个被认为“里通外国”的人去研究国际问题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干嘛对国内问题发起言来了?他的回答是，这就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说着还做出失足状。谈话间，通讯员送来了毛泽东的信，上面写道：“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同志这封信。”他看后显得很高兴，并顺手交给我看。我告辞时还说过几天再去看他。哪知这竟是我向景山后街甲1号的最后告别，也是和张闻天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就开始通知开会批判了，紧接着外事会议一开，不但禁止我去张闻天家，而且连留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车、由萧扬帮我打点运回。
当时我虽然大吃一惊，却仍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想到会影响自己一辈子。我当时心里想的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为张闻天的命运而惋惜，另一个是也想到自己，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一定会受牵连，但又以为没什么了不起。由于要严守纪律，我自然不会告诉妻子，所以连她也没感觉出来。
过了几天，召开外事会议，会议开始后，结合文件的传达，大家开始揭发批判，说不限时间，一定要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了批判。这一来，好像一下揭开了油锅盖，一些部门的党委委员和驻外大使争相发言(看来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备而来)，其火力之猛烈和气氛之紧张，实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见过。
这样大轰大嗡了可能一个礼拜左右吧，每天去中南海开的外事会议就慢慢降温了，会议内容也变得很单调，只是集中攻击张闻天的“里通外国”问题。最后除主持人和会议记录外，就只剩下张闻天夫妇、我们几个有干系的人和专门安排的一小批支撑门面、找岔子、施压力的积极分子了。
别看人数减少了一大半，但张闻天的压力反而更大，因为内容转到他最感痛苦的“里通外国”问题上去了。据他的夫人刘英后来说，她以前没见过闻天落泪，这时却看他不住地流眼泪。拖拖拉拉开了大约两三个礼拜的会，由于张闻天要住院动手术，也只好停开了。后来再和军委扩大会一起听了几天中央领导的讲话，外事会议就正式宣布结束，反右倾的批斗战场也从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我揭发张闻天批判张闻天的外事会议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对这场斗争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实在差得太远了。
外事会议开始后，陈毅曾向外交部全体党员干部作了一次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动员反右倾的报告。报告相当温和，还特别讲到对张闻天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说应该根据各人的情况，不能因为跟张闻天工作就受株连，我们不搞封建社会那种瓜蔓抄，要不然以后还有谁敢给我们当秘书?对我来说，听了这几句话，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以为这次运动会比较文明些。可是事实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会上会下压我揭发张闻天，要我对跟毛泽东还是跟张闻天做出抉择，而且生活和行动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药得由办公厅主任韩念龙经倪立羽每次给一片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首先我必须强行转换一个观念，就是毛泽东和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我和张闻天过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现象，以偏概全。但是对张闻天反党反毛泽东，我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虽然有些和我关系较好的老同志，如姚仲明等，给我讲过去的历史，可我在与张闻天十多年的相处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证据。不管找得出找不出，当时直接面临着在毛泽东党中央和张闻天之间的抉择。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我都只能选择跟毛泽东这一条路。
最后还有个个人过关问题，凡参加过政治运动特别是挨过整的人，都会感受到过关之难。就是这次庐山会议，我看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检讨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柜，真货假货一起向外倒，除“里通外国”外，真是要什么给什么，像我这样的小干部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所以经过三四天的思想斗争，我已“豁然开朗”，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批判张闻天。
决心既下，于是就要决定揭发的内容和揭发的尺度了。大家对我的期望值最高，认为与会者以至在整个外交部，除刘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一切又只能自己一个人想，不能和任何人商量，最后自己内心定了这么几条：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但决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多讲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三是自以为关系重大、人们又无法得知的事情，就坚决不说。其实，这几条也只是当时大概的想法，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严格分类，不过实际上还真是这样做的。
我的揭发内容，现在想来并没什么了不得，反倒证明张闻天的正确。例如大跃进是大轰大嗡，比例失调如何严重、许多东西都买不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炼出来的不是钢是烧结铁;放卫星是胡闹，讨好领导、造假成风;区大姐(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说广东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事等等。
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讲出来还是很严重的。我的错误不但在于揭发出了这些私下谈话(多是我们一起散步时的议论)，主要的还是把这些〉〉1970年11月，何方在外交部上高“五七干校”砖厂猪圈。图片由何方、宋以敏提供上纲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和毛泽东对着干。特别是我提到饿死人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声讨，说是造谣。因为直到这时，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社会经济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而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
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我的揭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作用和影响却不是一般人可比。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是被视为张闻天“亲信”的。所以当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者就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
看得出来，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是有几分愤怒的，“文革”以后，刘英还告诉邓力群，闻天对何方的发言感到非常难过，心里凉了一半。其实我在揭发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也一直为这件事后悔，直到现在也没有解脱。由于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所以就永远失去了当面检讨的机会，只能想别的办法赎罪补过了。这也是我进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学习党史和研究张闻天的原因。
但是我的揭发还是有保留的。有些我认为关系重大又只是张闻天和我两个人谈的，我就没揭发，主要是涉及毛泽东的问题。例如他跟我谈《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不正确或者已经过时;对1954年毛泽东批评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不以为然，说不应该急着解放台湾和争当反美先锋，还是先把大陆上的事情办好，台湾被日本占了五十年，中国还不是中国等等。我没讲这些当时认为属于尖端问题的原因，倒不是为了保护张闻天，主要还是怕说不清楚，麻烦越惹越多。所以这并不能减轻我在揭发张闻天问题上的罪责。因为我是张闻天最亲密的人之一，我的揭发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确确实实错得严重了，人应该承认错误。
第一次与张闻天谈话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同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大概是1941年4、5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下来，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上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早饭后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见我，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意见。
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少学点马列主义书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实际问题，比如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尽快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习。
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才十八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的做法还是对的，马列主义还学得不够。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毛泽东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反省笔记》上讲，大约从1940年起，毛泽东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毛泽东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意思。不过我的感觉还是太迟钝，不但当时，就是事后也没把这次谈话和很快就开始的整风运动联系起来。
参加起草张闻天悼词我曾一再说，我这一生中犯过两大政治错误，一个是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个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1978年春天，我从干校回到北京探亲，打听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已回到北京住下，并且还和邓力群谈到我，说我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的发言，曾使她和闻天大吃一惊。这更加重了我的负罪感，所以我没敢贸然去看她，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
在信中，我作了一个简单但真诚的检讨，并且问到能否去看她，以便当面向她谢罪。很快，刘英就回了信，欢迎我去看她，还说不要作什么检讨。收到信后，我立即去看了她。一见面，我先作检讨，说对不起她和闻天同志，辜负了他们两位十多年的教导。由于二十年不见，又感到羞愧和对张闻天的怀念，我这个很少失声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刘英却不同意我作检讨，反倒认为他们连累了我，跟着他们吃了苦，还影响了前途。从此我同刘英恢复了来往，而且经常见面。
（作者原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