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很多地区女权受到重视，但在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女性地位整体仍未见改善，大量妇女受尽欺凌打压。不过，亦有女性不甘以受害者的姿态生活，纷纷站出来坚强面对。
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喜梅，今年26岁，在证实患上艾滋病时只得17、18岁。由于她出生于河南省的农村地区，患病受到家乡人的歧视，不能在村里继续生活，于是毅然离家。喜梅说，她刚得知患病时未能接受，害怕别人会戴上有色眼镜看自己，曾希望一死得到解脱。后来想通了，不但继续生活，仍创立了“喜梅互助之家”帮助其他艾滋病人。
她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搞那种不好的关系？我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这样误会我，他们说这么小的年纪为什么得这个病？当时我听了心里很难受。失是有这病，我知道别人都会怕我，就是找不到婆家。但是我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我说我也不会倒。”
因关注福清女子严晓玲怀疑被奸杀案而被控告诽谤罪判刑的福建维权人士范燕琼，去年保外就医出狱后生活未见有好转。她说，三八妇女节只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尽管某些女性的地位提高了，不过在人权或是在生育、就业等方面等政策上都得不到平等的对待，令她感到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国家。
她说：“对于我来说三八妇女节是一个很形式化的东西。她能保护你什么呢？法律都没有尊严，妇女权益保护法，还有妇联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它形同虚设。别想依赖政府部门给你们这些妇女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不仅社会低下阶层的女性经常受到歧视，知识分子同样受到轻视。黑龙江有怀孕女律师在出庭履行辩护职责的过程中被法警殴打致流产，北京维权女律师刘巍就此事曾去信全国妇联，训斥司法机关的野蛮暴力行为。
刘律师表示，她曾代理多宗女性权益受侵犯的案件，看到女性在社会长期被轻视，被殴打、虐待、拐卖、骚扰、强奸、强迫卖淫等现象，在现在标榜女性能独当一面的社会中屡屡发生，地位仍旧没有受到尊重和平等待遇。
她说：“在中国，女性的权益没有真正地得到保护。女性没有地位跟社会文明的程度有关系，比如说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根本谈不上是民主的，或是自由的，或是文明的。如何去保护女性的权益呢？因为连最基本的法制都没有建成。”
提起三八妇女节，“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却形容已没有过节的概念。她说，自儿子在89年六四事件中丧生后，她再也没有庆祝这一天。除了害怕过节令她忆起儿子外，最重要的是，她感到现在中国妇女的地位不如50、60年代。不过，丁子霖形容女性并不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有时候由母爱激发出来的力量比男性更大，更勇敢。
她说：“我觉得现在金钱充斥一切的社会，21世纪中国妇女的地位还不如我50、60年代妇女的地位。在我这些年里，我觉得有时候女性比男性更勇敢，母爱有时候比父爱更大，更奋不顾身。”
而身在美国的前六四学运领袖柴玲，以非营利组织《女童之声》创建人的身份，在华盛顿国会议员举办的国际妇女节周年纪念日新闻发布会上，陈述了中国女权的屈辱历史，形容大陆在一胎化政策下，许多生命被以惊人的速度被无情杀戮、堕胎和抛弃。她呼吁停止杀戳女婴，同时也希望大家一起参与为期40天为中国女童和母亲们的祷告活动。
美国众议员史密斯在同一场合指出，如果不对性别歧视暴力行为进行谴责，将是对联合国提倡妇女权益口号的莫大讽刺。他还敦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派遣特使前往大陆，调查妇女遭受暴力折磨、被拐卖及一胎化政策对女性造成摧残的事件。
而无国界记者协会亦在国际妇女节发表报告指出，在过去20年，女性任职传媒越来越多，直接反映女性在社会的地位。但在不少国家，女性新闻从业员往往会成为暴力受害者，如上月一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女记者在埃及遭受暴民性侵犯。协会认为女性面对的风险比男性更大。因而女性在传媒的角色和保护女记者，是保障传媒自由以及表达意见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