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个大繁荣时期，有人认为是三次，也有人认为是两次，即姜姓统治的齐桓公时期、田姓统治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姜太公初封齐地的时候，地域狭小，好在他能够因势利导，与莱国人相处得融洽，尊重他们的礼数和风俗，这才站住了脚跟。齐国建国后与莱国人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争夺和斗争，但主要是做了许多融合的努力，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向周公报告，说已经完成了初步建国。而同时受封的鲁国，却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向周公报告建国。二者建国所用的时间相差悬殊，却并不说明齐国面临的局面有多么简单，实际上倒有可能更复杂。当时占据东部半岛的莱夷族经济与文化都极其发达，渔盐资源丰富，实力强大，远非初来乍到的姜姓政权所能匹敌，所以后者只能走一条沟通合作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确立只是迈向繁荣的第一步，还不能称之为齐国的繁荣。
第一个繁荣期当是齐桓公时期，他终于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霸主。谈到齐桓公的霸业和齐国的繁荣，就不可能不谈谈一代名相管仲。可以说没有管仲的才能得到全面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就不会有齐国的强大。关于齐桓公与管仲的恩怨与合作，成为历史上一段有名的佳话。齐桓公曾中过管仲射来的一箭，巧的是这一箭恰好射在了衣服的扣环上，等于是捡了一条命。齐桓公非但不记这一箭之仇，最后在他人的力荐之下，竟然任用管仲为相。后来齐桓公对管仲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事情一概由他去料理，自己倒也省了不少心。齐桓公是个有名的淫乐之徒，这样就可以拿出大量的时间玩耍了，把治国理政的一沓子繁琐全部交给了管仲和一个叫鲍叔牙的人。当时他把管仲的地位提得很高，称其为“仲父”，朝内所有事项，只要有人来禀报和请示，他只回一句话：问仲父去。
齐桓公的放任与信任，既解放了自己，又解放了管仲。管仲的聪明智慧不容置疑，从他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步骤上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齐国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去经营的，并最终获取了最大的利益。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往往将一个时期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作为唯一的成败标准，所以也就更有理由将齐桓公的政权给予极大肯定。至于齐国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惨重失败，齐桓公后期的惨状，却很少从管仲一手料理的繁荣中寻找原因。其实任用管仲的开始，既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开始，也潜伏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有点像大学者黄炎培所谈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败亡的种子是由齐桓公和管仲一路播下去的。
管仲出身商人。他当初与鲍叔牙合伙经商，获利后总要比对方多取一些利益，其他人厌弃这种做法，鲍叔牙就替他打圆场，说他穷怕了，多拿就多拿吧。后来管仲又与鲍叔牙一起从军打仗，一遇到危险就躲到后面，逃得最快，这势必引起其他士兵的怨怒，鲍叔牙又为他找了条理由，说他家有老母，他是害怕自己被打死没人养活母亲。就是这个管仲，不久之后在两个争夺君位的公子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竟然射了其中的一个，只差一点就把这个公子射死，而这个公子正是后来的齐桓公。可以想见新即位的国君该是多么痛恨这个管仲，而这时又是鲍叔牙为其说情，这才免其一死。鲍叔牙是最了解管仲的人，就是他后来倾尽全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的。
管仲的一系列改革不可谓不巨，其重点始终落在发展经济上。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没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有强固的国防，其他事情也办不好。但问题是获取财富的同时还要有更长远的政治规划、有对社会全局的把握，谋财的手段也要正当。粗鄙的财富既不光彩，也不能保持长久。管仲所倡导的方法睿智而果断，其中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治世良方，它们都属于历史智慧的结晶。所有繁巨的改革计划虽然一时不可尽述，但需要冷静反思的方面也实在不少。
首先是“女闾”的设立。“女闾”就是妓院。在春秋时代由官方公开设立妓院，可以想见是多么大胆的一个举措。而且当时的妓院规模非常大，据记载大约有近两万家之多，按当时稀薄的城市人口和较小的社区规模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历史记载西方最早设立官方妓院的国家是雅典，那是公元前594年的事情，而管仲却远远走在了前边，至少比雅典早了50年。管仲设立妓院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充实国库；另一个目的是讨齐桓公的欢心，因为这个淫乱的国君总是难以餍足。第三个目的则是为了延揽人才。管仲认为齐国要兴盛，必须招集一批头脑活络的人士，而凡是这样的人士大多放荡不羁。管仲的改革措施中，规定了布衣可以为卿，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国家施政所需要的人才，一概不讲出身，皆可委以重任。
任何一项重大的变革，都需要一批相应的人才去推行。出身商人的管仲最初在贵族集团中不受欢迎，他必须尽快纠集自己的行政力量。他设置的一项广受注目、令后人大加赞赏的政策，就是“举贤”制度。这是在广大地区展开的大范围的人才搜集活动，并且形成了一个制度：地方官员在每年正月参加朝会时都要做两件事，一是报告政事，二是举报贤能。地方官如果没能按时举荐本地的贤能之才，就要治以“蔽贤”之罪。这就打破了贵族垄断政事的世卿世禄制，为当政者根据实际政策的需要任用官吏，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但是通道既宽，行走的人物也就非常驳杂，选取什么样的人，将成为问题的关键。
从管仲设立女闾以及举贤制的操作中，可以想见他获取利益和选取人才的急切。后者当然是为前者服务的，要使自己的政策能够得到有力的推行，就必须拥有一大批这方面的得力执行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大批经营型实用型人才得到了使用，导致了齐桓公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但这繁荣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那就是过分张扬了物欲声色，使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遭到了破坏，国家自上而下大面积腐败，拥有无限财富的齐国政权竟然摇摇欲坠，开始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