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徙中的灾民
如今“慈善”成了热词，有人却因“慈善”而苦恼。其实，老北京就曾是慈善之都，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个“孝惠学社”，坐落在府右街的“壮学庐”，里面有十几位全国知名的慈善家；如今人们似乎只记得朱庆澜或章元善，而饶凤璜、娄裕熊、钱澄、周仁寿等人，都成了无人翻开的历史，还有唐宗郭……
溥仪“救”下1000人
老北京公私都有慈善组织，其中北平私立“孝惠学社”，大约成立在1928年，设立在府右街的“壮学庐”。其全名是“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委员长是著名慈善家朱庆澜。
2006年5月，扶风县法门寺博物馆举行了朱庆澜将军铜像揭幕和纪念馆的开馆典礼，隆重纪念朱先生保护法门寺的无量功德，传开了朱庆澜的生平传奇。朱先生生于1874年，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副都督，后任黑龙江督军兼巡按使，率军收回沙俄占领的黑龙江航权。1917年任广东省省长，1923年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925年后他放弃高官、脱离了军政、专心于慈善救灾，出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1929年曾提出“三元钱救一命”口号，感动得末代皇帝溥仪也捐出了3000元大洋，按这算法，溥仪能救下1000人了。此外，他还担任过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救灾抗日积劳成疾，1941年卒于西安灾童教养院，被誉为中国近代赈灾慈善的一座丰碑。
朱庆澜赈灾时，眼见各地名胜古迹破败，心急如焚，于是一起赈救古迹。1930年到扶风县，看到法门寺破败不堪，带头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使法门寺330年后得到首次大规模整修。当清理出许多宝物时，他提出“原塔封存”，使唐代地宫得以秘密保存。
关帝庙里宣誓赈灾
辛亥革命那年，享有“晚清民间赈灾第一人”之誉的大慈善家唐锡晋去世，但他的慈悲大义却传承了下来。朱庆澜及其“孝惠学社”，以唐大善人命名，尊唐锡晋的“义赈学说”为宗旨——“孝惠”即唐孝惠，讳锡晋。唐孝惠乃是江南贤达，1872年被授安东（今江苏涟水）教谕，任过七品官，一生好义谨记家训赈急救灾，因义赈37年达8省51州县而享誉朝野，被众口赞扬为“大善人”，曾受到清廷和民国政府的隆重褒奖。
唐锡晋办赈救灾有一整套程序和办法，如《查赈条章六则》：“一、誓神以坚其心，凡能自备资斧出任查户者，类皆心怀恻隐者也。”头一条就是规定了对办赈人员的严格要求；还有《查户须知十则》和《煮赈条章六则》。比如，阅册、到门、给票、核数、审先后、严界限、绝顶冒、勤晓谕、戒代领、补春种……只要办赈人人忠诚尽职，就能保证做到公正严明、清清楚楚。
“孝惠学社”实行唐孝惠学说，除规约、章程外，还设立了查放局、留养所和积谷仓,制定了标准格式的布告、赈票等等。严格规定查放员进村，必须首先张贴《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布告》：“查放员购用饭食茶水，雇用舟车，均随时自行给钱，不受供应，即随带队警差役，亦由查放员发给饭食，不准需索分文，如有滋扰，察出送县严惩。”甚至在“赈票”上醒目地印有：“本会查放员等饭食舟车，随时自行给钱购雇，不受供应，不准董保人等借端敛钱，如违，准该灾民指控。”
规定赈灾人员必须神圣宣誓，而宣誓地点则是在象征忠义的关帝庙。
“壮学庐”里慈善家济济
“壮学庐”寓意鼓励读书，实体是一座二层红砖小洋楼，1924年落成时是唐锡晋的儿子唐宗郭的家。唐锡晋身后有七女二子，最小的唐宗郭。唐宗郭自幼读书，少年英俊，是北京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同时继承赈灾家风。1927年，唐宗郭奉命去涟水县赈灾，组织了“中国义振会涟水县第一妇孺收容所”，还意外为儿子（后来的著名科学家）唐振绪牵下了姻缘。
据载：上世纪20年代华北水灾，唐宗郭把“壮学庐”卖掉，买了粮食赈济河北灾民。“孝惠学社”成立后，他成了常务委员。另外的副委员长有娄裕熊、钱澄、周仁寿、章元善，常务委员还有饶凤璜、胡士选、杜云程、陈铣、李国桢、毕育仁、白毅、张士瀛、王稼农、顾孟养等。
如今还能看到一份《孝惠学社义赈委员会收支报告》（1928年至1931年），一共收入“现大银圆”11万3千3百1圆6角1分3厘，其中唐家捐助的不全统计就有唐慕潮先生捐助1万圆、唐公图书馆捐助1百9拾1圆7角7分8厘、唐慕潮夫人捐助2千圆、无锡唐氏仁庄捐助5千圆……算得上“裸捐型”慈善家的代表。
“孝惠学社”1930年经办陕西义赈一共收入“现大银圆贰萬肆仟叁佰陆拾圆”，结余“现大银圆肆拾捌圆玖角叁分，缴回北平孝惠学社。”此经办人就是饶凤璜，1910年他曾任东三省总督署参事，辛亥革命后任过湖北省政务厅长，1918年当了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秘书，为政之余还研习中医。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中医救护医院，不论患者穷富高低一律精心诊治不收分文。解放后在北京挂牌行医，1953年病逝，病重期间，周总理曾前往看望。
以古观今，做慈善事好像并不复杂，还是那句老话“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裸捐”自己的一切也好，用别人的钱做慈善事业也好，只要是诚心诚意，就是慈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