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万字长文“撕裂的刘晓波”在网上发表后，收到的反馈多是正面的，但也有读者不解，我有很多文章可写，为什么要花精力去评论（批评）刘晓波呢？刘晓波是我相识多年的朋友，我们之间不仅从未有过任何纠葛，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都曾经跟我的接近。所以，他的“变卦”，尤其让我难以接受。我多么不情愿撰文批他，多么希望他是那个我曾经相信、并一直期盼的思想上的朋友、理念上的战友，在这场跟中共拼搏的艰难战役中，经常遥相呼应一下，不是壮胆，而是享受一下“共鸣”的快感；这次，也可以让我为有一个赢得诺贝尔奖的老朋友而骄傲一下。但我不能。
刘晓波的一些思路和做法，已经走向了我所推崇的理念价值的对立面，成为一种障碍。而且什么事儿经他一做，就有点“超人”，拿来讨论，对理清许多中国人容易模糊的原则、底线问题，比较容易讲清楚。他很具典型意义。
本文写于去年五月，主要内容曾投给香港一家杂志，但被拒发。我当时也想到刘晓波仍在狱中，所以也就暂时没发这篇稿子。但现在刘晓波已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成为一个中国民运的代表和象征性人物，所以对他的评论，早已不局限于他本人，而是一个推崇什么价值、赞美什么精神、肯定什么人格、走哪条路的问题。
刘晓波这次之所以引起了公开和私下的激烈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焦点：一是刘晓波所说的“中国人权进步”、中共“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等等，是否真实？二是对落到中共监狱的人的道德操守，是否应该苛求和指责？本文只想通过和三十年前的魏京生一案的比较来探讨一下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从司法角度看中共对政治异见者的处理上是否有进步。在1979年北京民主墙的反抗者中，魏京生是代表性人物，他前后两次被中共判刑，共判二十九年。
当年对魏京生，是直接正式逮捕，然后在北京中级法院“公开审理”；虽然听众都是中共指定的，但人数有四百人，还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记者参加。当年官方给魏京生提供了一个女律师，这个律师为难地对魏京生说，你是批共产党的，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给你辩护呵？魏京生二话没说，把她辞了，做自我辩护。法庭允许魏京生宣读了他的5,700字的自我辩护词。随后法庭互辩长达四个小时，允许魏京生答辩、反驳检察官。
但三十年后对刘晓波，先是被非法羁押半年多（绑架离家、剥夺自由，不是“监视居住”，无论中共怎么说，外界都不可以接受监视居住的说法，更何况监视居住本身就违法），然后正式逮捕。但前后两次审理，都没有公开。一审庭审全部过程约三小时，不允许刘晓波宣读他的2,700字的自我辩护词《最后的陈述》，只给他五分钟讲大概；两个辩护律师每人给不到15分钟，旁听席只有二十人左右，连他的妻子都不被允许旁听。也没有报道说现场有记者。二审更荒唐，只有约十分钟，宣布维持原判。
所以，且不谈其他方面，仅从司法程序上来看，尽管两者都是伪程序，但三十年后的今天情况更加恶劣。
魏京生在法庭痛斥邓小平
对落入中共监狱的人，在政权的残暴下软弱妥协，一般人们都会给予相当的谅解，不会在道德操守层面有什么更高的要求。而且认为中国的环境太恶劣，如果拿什么底线去衡量，就是不近人情。于是外面的人对监狱中人物的任何错误就都不敢吱声了。事实上，“牺牲”和思想行为的对错是两码事，必须分开来看。这就像一个人的正确和错误如果可以相互抵消，那这个世界上就完全没有是非可言；连邓小平的开放改革也可以和六四屠杀相互抵消了。
在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人们与其急于降低对英雄的标准，不如回头看三十年前，魏京生等民主墙一代人面对暴政的表现或许令人深思，今天的“人物们”和三十年前的差距在哪里？仅仅是勇敢程度吗？
魏京生是因为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而被判。该文用通俗语言，完全面对老百姓说话。主要内容是：中国人民是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文章明确指出中共掌权者是独裁者；呼吁民众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民主之路。该文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都完全不过时。只是更令人感叹他当年的勇敢，又何尝不是智慧！
而三十年后导致刘晓波被捕的《零八宪章》，既没有敢指出当今中共领导人是独裁者，更没敢提共产党是专制，而是委婉地用“威权”“执政党”代替。甚至“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真难为他们这份角色混乱的心。
三十年前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五个现代化”之前，是清楚地知道要付出代价的，他甚至做了被枪毙的准备。在北京民刊联席会议上，很多人怕惹来政府镇压，劝阻魏京生。但他说“没有时间和机会了，必须赶在邓小平镇压之前揭露他。”即使大家不同意，他也要单独干，回去就写了文章并贴上民主墙。当时的民刊负责人刘青后来回忆说，“魏京生被捕前的一周，他的处境很像猎手合剿中的困兽，向四周任何一边看，全有危险的影子在逼近。但他很镇静，脸上有相信未来的笑容。”最后一次开完民刊会议告别后，就被“两辆缓缓开动的小汽车夹在中间”，然后魏京生上了公共汽车，“驶进望不到尽头的黑暗中”。
魏京生的5,700字法庭自我辩护陈述，没有任何美化当局的言辞。而且，在和检察官对辩的时候，他甚至当庭直言“现在中国的总理和副总理（指邓小平）是不合法的”！
三十年后，刘晓波2,700字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千多字谈自己和爱情，一千多字谈中共的进步。
魏京生的法庭自我辩护词，不是经过当局检查后，由家人拿出来发表的，而是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青年画家曲磊磊（在法庭负责照明）受刘青等人的委托，偷带进录音机而录制下来的。曾很深涉入、并记录这段历史的法国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后来评价说，“曲磊磊是很勇敢的。他把这些录音带给刘青。刘青将公审内容先是贴了出来，以后印成册子出售。除了在悄悄换磁带时有小的遗漏外，内容很全。”
当时如事情败露，曲磊磊不仅可能失去中央电视台的工作，还可能遭到更严重的惩罚。大家都知道，即使今天，央视都是个肥缺，而在当年那个政府控制一切的时代，离开了国家部门，几乎无立足之地，还可能影响他那个著名的父亲。
曲磊磊的父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小说、电影《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八十年代初我曾去北京采访过曲波，了解到曲波不仅是作家，而且当时是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小说中“小白鸽”原型是他的妻子刘波，当时任北京医学院党委副书记。曲磊磊当时很难不想到，如查出偷录这种法庭辩护词，会给父母带来什么后果。所以白天祥特别称赞曲磊磊“很勇敢”。
刘青大义凛然救战友
这个事件中，刘青的表现更与众不同。他不仅迅速印出魏京生法庭辩护词，而且当他听说在民主墙前散发魏京生辩护词的民刊人员被警察抓走后，竟跑到公安局，要求放人，说“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大有小说中英雄人物大义凛然抢救战友的勇气。不同的是，这是真实！公安局的人说，没你的事，快走吧！但这位倔强的民刊编辑坚持说，不放被抓的朋友，就绝不走。结果朋友被放了，刘青却被公安局留下，一关就是十年！
刘青先是被判两年劳教，但他写出的不是悔过书，更不是美化中共的文字，而是揭露黑暗的《狱中手记》，经他弟弟刘念春（也是异议人士）和上述的白天祥偷运到海外发表，结果因此他又被加刑八年。
由于刘青不认罪，在监狱有五年时间被关在禁闭室和严管队，四年多时间不许说不许动，被数十名警察挑选的犯人看管。刘青后来回忆说，在六四屠杀前后，“我被像植物人那样活活固定在小凳子上，甚至不能自由呼吸，理由是不准练气功。”后来当局曾表示，如果他认罪，可提前释放，但被刘青拒绝了。因为“我感到我做不到，并不是我要坚持理念，而是一种做人的意志和尊严在起作用。”
后来在美国和魏京生的对话中，刘青说，“不要说在监狱中七、八年的感觉都是饥饿，根本吃不饱，更有肉体和精神的摧残。”“管束我的犯人和指挥他们的狱警都说：知道吗？魏京生已经报废了，他的精神和健康全垮了，牙也脱落了。”这是他仅能获得的外部信息。
民主墙一代是真英雄
但这个信息并不是假的，魏京生先是在死牢呆了八个月，然后被单独监禁了五年，最后被送到环境恶劣的唐山监狱和青海劳改农场。据说邓小平是想用青海高原的缺氧环境，让魏京生自然死掉。除了政权的严酷，还有狱卒和其他犯人的折磨，魏京生始终没有屈服，更没有悔过，他的精神从没有垮过。他像刘青那样，坚持了“做人的意志和尊严”。
魏京生在漫长的监禁中，不仅没有写一个美化中共、求饶的文字，反而在卫生纸（没有纸张）上写下一篇篇嘲讽、痛斥邓小平和共产党的文字。一个被判十五年，而且处于可能被当局秘密除掉的危险之中的人，却敢于跟那个说一不二、甚至敢动用军队六四屠杀平民的邓小平直接“叫阵”，那个胆量，那份勇气，跟今天歌颂中共“人权进步”，监狱是“人性化的管理环境”，实在是反差强烈。
在蹲了十四年多的监狱之后，魏京生获得假释。但他立刻给境外杂志写稿，发表“中共的人权观与纳粹同类”等尖锐批判文章；并搜集“政治受难者”名单，要组织救助活动。结果他再次被捕，又判了十四年！被关押三年多后，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他被直接从监狱送上飞机，流放到美国。
人们尤其不应忘记的是，在那个黑暗无边的年代，魏京生、刘青们根本没有外界的声援，在中国连所谓改革派知识分子都是忌讳他们的，得什么奖更是天方夜谭。这和刘晓波在有名声、有呼吁、有荣誉的情况下，却方寸全无，形成鲜明的对比。
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三十年前，刘晓波就知道了魏京生法庭辩护的情形。二十年前刘晓波在纽约撰文十分推崇魏京生。十年前，他读遇罗克时写道，“ 我为自己成为遇罗克的未竟事业的传人，而羞愧而自豪。”五年前，他再度讴歌“心目中的大英雄”遇罗克、林昭等，并自我提问：“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嗎？”
没有像魏京生、刘青们那样做过共产党的牢，且没有低头的人，或许都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在共产暴政下表现英雄壮举。我也无意论断任何人，只是当一个人一再推崇一些英雄，并给自己定位是他们的传人的时候，就无法阻止人们心中自然产生一道无形的准则和要求。
三十年前和今天，作为中国异议人士代表人物的魏京生和刘晓波，到底谁的精神才是更值得推崇的？是坦荡、单纯、勇敢执着，还是精明、算计、软弱妥协？民主墙一代明显比今天的“人物”们更有理想精神，所以才更勇敢；他们没有那么多个人算计，也做了更多的牺牲。
有人指责我对刘晓波不够宽容。没错。中国人总是对“错”的东西宽容大度，而对“正确”则忽略不见，更不高声赞扬。难怪我们的英雄那么少，我们连对错都不知道，好赖都不知道，应该提倡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英雄都没人稀罕做了。
在绝大多数人都被诺贝尔的光环刺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刻，在绝大多数人都仰望、歌颂“桂冠”的时刻，我想提一句，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我们不能三十年过后，没有了是非！
2010年5月写，2011年2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