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一个表面上是专题研讨班而实际上是最高级别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央党校召开。9名政治局常委和25名政治局委员悉数到场，各省、各部、各军兵种、各大专院校、各国有企业的头面人物也都在场。擅长口号治国的胡锦涛先生，向与会者提出了“三个最大限度”的新口号，“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提高社会的管理水平，维护人民权益，促进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秩序。
这次最高级别的会议显然是应对阿拉伯革命带给中国的挑战而临时召开的。突尼斯和埃及的独裁总统在人民的强烈不满声中，丢掉了乌纱帽，这使一向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依靠连年增长的GDP而沾沾自喜的胡锦涛和他的执政团队，感到异常震惊。其震惊程度也反映在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罕见地承认，中国社会的确存在许多愈来愈多的痛苦问题，包括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拆迁圈地、贫富差距，而所有这些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都可能成为中国民变的导火索。
对胡锦涛而言，此时此刻是他执政以来最危险的时刻。本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可以全身而退了，偏偏好事儿的阿拉伯人非要为了劳什子民主和自由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非要逼著他们的首脑下台，而那些火热的场面通过网络和手机，也通过被大部分过滤掉了的中共传媒，展现在中国民众面前，带给他们丰富的联想。
尽管大多数海内外分析家认为，中国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胡锦涛可不敢这么想。他从阿拉伯革命看到的教训是，军队的管制不可放松，网络的管制不可放松，整个社会的管制不可放松。这应当就是他提出“三个最大限度”的背景，而“三个最大限度”的要害在于，“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为了严防阿拉伯革命在中国重演，胡锦涛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党政军资源，强行推出一系列的管控手段。
首先，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队控制，要求解放军绝对听从党的指挥，绝不允许类似突尼斯和埃及军队不听最高领袖指挥的事在中国发生。2月8日，胡锦涛批准了《军队党委工作条例》，其核心就是要解放军听从党的指挥，而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月 28日发文，要全军“增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将“党指挥枪”提到了绝对的、关乎中共生死存亡的高度。
这反映了胡锦涛最深层的忧虑。从各方披露的情况来看，解放军内部乱像丛生，自行其是，不听党的指挥的情况相当严重。目前军内大致有三种力量影响党指挥枪。一是军内腐败势力；二是一些有思想、不愿唯命是从的军官；三是一些主张用武器说话，试图增加在政治局的话语权，影响高层决策的强硬派军官。这三种力量特别是后两种力量都不把胡锦涛放在眼里。
其次，要最大限度地加强网络控制，绝不允许埃及青年利用网络串联示威的事在中国发生。就是在这次所谓的研讨会上，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向省部级领导演说时强调，今后要对互联网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严格管理、企业依法运营、行业加强自律、全社会共同监督的综合管理格局。这说明中共将自上而下地进一步动员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网络监管和监控。
再次，要最大限度地打击任何不利于中共维稳的社会现像，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绝不允许北非民变的滚雪球效应在中国发生。网站上个星期贴出一篇网文，要网民于2月20日走上大街，用和平散步的形式向中共表达对物价房价等问题的不满，结果导致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郑州、长沙、成都等十多个大城市的警察和公安杯弓蛇影、如临大敌，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紧张。
问题是，这些最大限度的管制手段管用吗？
有人相信，只要当局坚决抓，坚决杀，谁想闹也不会成事。但我相信，如果中共继续抗拒政治变革，茉莉花革命早晚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