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了新兴中产阶级了吗？
曾有记者访问在复旦大学作客的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教授，谈论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崛起问题。摘要如下：
记者：大约从2000年开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崛起。请问，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是怎么看待中国出现中产阶级这一现象的？
古德曼：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富裕消费者，但是，他们与其说是中产阶级，不如说是财富新贵。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国外称中间阶级）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很多中国企业家现在主管的企业都是从党政工作中发展出来的。干部退休时，他们的子女变成商人，继承父辈的地方关系和势力。权钱交易常常坦率到了让我瞠目结舌的地步。有一位煤老板受访时候告诉我，他不仅把自己公司的一半股份送给当地政府，而且还得准备加入共产党，他现在考虑在县党委会上“买”一个领导职位。
记者：你的意思是，中国所谓的新型中产阶级，很大程度只是执政党的造物，而不是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成果。
古德曼：你总结得很好。中国的财富新贵不是新的中产阶级，而是未来的统治阶级。
发达国家的中间阶级
市场竞争的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全国财富的分配自然地形成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是大资本家，人数很少，他们所得是利润，生活富裕。中层是各种知识劳动者（专业管理人员科技工程师、自由职业者），人数不断增长，构成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所得是薪金，生活安适。这一阶层被称为中间阶级，不称中产阶级。下层是工农体力劳动者。他们所得是工资，生活紧凑；技术自动化，工农人数从全国大多数减少成为全国极少数，“蓝领”变为“白领”。
中间阶级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知识分子是中间阶级的主体。他们各有专业，自食其力，贡献一技之长，换取安适的生活。衣食住行、弃旧换新，仰事俯畜、不虞匮乏。但是，他们积蓄不多，是安适阶级，不是富裕阶级。中间阶级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是利用权力巧取财富。
中产阶级一波三折：否认、承认、错认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存在中产阶级，不过处于幼稚状态。请看陈明远的重要著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等。其中详尽地叙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薪金收入，这实际上是研究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当时没有中产阶级的说法，可是中产阶级已经存在，无名而有实。
（一）中产阶级：幼年时代
鲁迅，是什么阶级？中产阶级。陈著详细列出他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薪金收入：（1）教育部当公务员，起初津贴每月60银元，不久定为200银元，后来增至300银元。（2）1926年，任厦门大学教授，月薪400银元；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月薪500银元。（3）1927～1931年，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月薪300银元。（4）写作、翻译和编辑：1932年后每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4万多元。（5）从广州到上海，北新书局版税每月200银元；大学院撰稿员月薪300银元，合计每月收入500银元。鲁迅的收入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待遇，代表当时的中产阶级。
1927年，中华民国规定教育界的待遇：（1）教授月薪400～600银元，合今人民币12000～18000元。（2）副教授月薪260～400 银元，合今人民币7800～12000元。（3）讲师、中学教师月薪160～260银元，合今人民币4800～7800元。（4）助教月薪80～160银元，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5）小学教师月薪40～120银元，合今人民币1200～3600元。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高于今天，这在当时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常态。
（二）工资改革：否认中产阶级
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开始否认中产阶级。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我从国外回到上海，在大学和银行工作，我的待遇按照新的标准，不再工资改革。我的大学同事和银行同事都要工资改革。
如何改革？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薪金”改为“工资”，脑力劳动归入体力劳动，取消“脑体”差别。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
民国时期，“薪金”明显高于“工资”。“薪金”是脑力劳动的报酬；“工资”是体力劳动的报酬。
共产主义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三）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不幸错认
改革开放，建设小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应当是谁？应当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就是中产阶级。可是迎新时候，掀起盖头，一看不是中产阶级，而是新兴权贵。古德曼教授旁观者清，坦率而明确地提醒大家：错认了！
为什么会错认？原来，进入市场经济，要经过一个难以避开的“黑洞”，叫做“原始积累”。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贵族垄断资源。印尼反共政变，出现裙带资本主义。前苏联瓦解，俄罗斯高官变巨富。中国改革开放，国营翻牌成民营。新衣冠，旧面貌。“近水楼台先得月”。
